黛静在村头惊惶地张望,她越来越觉得不对头。
村里人也在惊惶地看着她。
她穿着细密得看不出缝隙的衣料,衣服式样也很奇怪,头发横七竖八地直立着——黛静临走时请了顶尖的发型师为她做头发。
果然一分钱一分货。
虽然经历了空难,头发还是依稀——有形!村民聚在一起对着她指指点点,还把多拉和桑多斯兄弟叫过去询问。
有一个单词在他们嘴里反复出现,同样很古老,感觉似曾相识,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黛静并没有在意这个。
她现在只在意:我到底到了哪里?“你是哪里人?”多拉走了过来。
他的态度已经大变,刚才的热情友好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浓重的惊疑和猜忌,甚至还有些恐惧。
“啊?我是中国人。”
黛静随口答道。
多拉脸上又出现了迷茫的神情。
他显然不知道“中国”是什么。
黛静简直想哭:天哪,竟然连中国都不知道。
看来自己真掉进了个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里。
“你是吉普塞人吗?”多拉又问,脸色越发难看。
“当然不是了。
我不是说过了,我是中国人。”
黛静嘴里说着,目光定格在村头的那座钟台上。
那是用石头砌成的,一面有楼梯的高台。
台子安有一个木头支成的架子,挂着一个巨大的、长满铜锈的,铜做的钟。
黛静的脑中忽然出现一副老照片。
黛静的导师对古代欧洲很着迷,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插入些古代欧洲的知识,其中给黛静印象最深的,就是古代欧洲每个村落都具备的报警钟。
导师给他们看的是一副上世纪初的考古照片,里面的报警钟虽然残缺不全,并长满了铜锈,但式样还可以依稀辨认,而村头的这座报警钟,式样竟然和那副老照片里的一样!?黛静只感到一阵眩晕,越来越多的照片、图画和文字在她眼前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