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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六

杨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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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

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

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

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

他写完这封奏疏后,并没有遵守程序,把它送到内阁,而是随身携带,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因为在这一天,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那时,杨涟将拿出这封奏疏,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

在清晨的薄雾中,杨涟怀揣着奏疏,前去上朝,此时除极个别人外,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他即将要做的事。

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却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皇帝下令,今天不办公(免朝)。

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杨涟明白,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

只能明天再来了。

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于是他改变了主意。

杨涟走到了会极门,按照惯例,将这封奏疏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

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杨涟已然确定,不久之后,这份奏疏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

之所以做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杨涟是一个做事认真谨慎的人,他知道,虽然此事知情者很少,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万一事情曝光,以魏公公的品行,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能再等了,不管魏忠贤何时看到,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都不能再等了。

第一个办法失败了,杨涟没能绕开魏忠贤,直接上书。事实上,这封奏疏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

魏忠贤知道这封奏疏是告他的,但不知是怎么告的,因为他不识字。

所以,他找人读给他听

但当这位无恶不作、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时,便打断了朗读,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

魏忠贤害怕了,这位不可一世,手握大权的魏公公,竟然害怕了。

据史料的记载,此时的魏公公面无人色,两手不由自主颤抖,并且半天沉默不语。

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涟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

现在他掌握了内阁,掌握了六部,甚至还掌握了特务,他一度以为,天下再无敌手。

但当杨涟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明白,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身无长物,他却依然畏惧这个人,深入骨髓的畏惧。

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这封奏疏传到皇帝的手中!

奏疏倒还好说,魏公公一句话,说压就压了,反正皇帝也不管。但问题是,杨涟是左副都御史,朝廷高级官员,只要皇帝上朝,他就能够见到皇帝,揭露所有一切。

怎么办呢?魏忠贤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不让皇帝上朝。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皇帝都没有上朝。

但这个办法实在有点蠢,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年轻人,到第四天,就不干了,偏要去上朝。

魏忠贤头疼不已,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不让他去又不行,迫于无奈,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到大殿转了一圈,权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此外,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不允许任何人发言。

总之,他的对策是,先避风头,把这件事压下去,以后再跟杨涟算帐。

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且目睹了那场滑稽游行的杨涟并不吃惊,事情的发展,早在他意料之中。

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被迫送出那份奏疏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

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涟的奏疏,但让他惊奇的是,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没过几天,朝廷上下,除了皇帝没看过,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还有个把缺心眼的,把词编成了歌,四处去唱,搞得魏公公没脸出门。

杨涟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并在短短几天之内,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

比如当时国子监里的几百号人,看到这封奏疏后,欢呼雀跃,连书都不读了,每天就抄这份二十四大罪,抄到手软,并广泛散发。

吃过魏公公苦头的人民大众自不用说,大家一拥而上,反复传抄,当众朗诵,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据说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

左光斗是少数几个事先的知情者之一,此时自然不甘人后,联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书,斥责魏忠贤。甚至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也来凑了把热闹。于是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

眼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原先是阉党的同志也坐不住了,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一些人纷纷倒戈,掉头就骂魏公公,搞得魏忠贤极其狼狈。

事实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对魏忠贤的愤怒之情,就如同那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搞得连深宫之中的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专门找魏忠贤来问话,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杨涟没有想到,自己的义愤之举,竟然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他看来,照此形势发展,大事必成,忠贤必死。

然而有一个人,不同意杨涟的看法。

在写奏疏之前,为保证一击必中,杨涟曾跟东林党的几位重要人物,如星、左光斗通过气,但有一个人,他没有通知,这个人是叶向高。

由始至终,叶向高都是东林党的盟友,且身居首辅,是压制魏忠贤的最后力量,但杨先生就是不告诉他,偏不买他的帐。

因为叶向高曾不只一次对杨涟表达过如下观点:

对付魏忠贤,是不能硬来的。

叶向高认为,魏忠贤根基深厚,身居高位,且内有奶妈(客氏),外有特务(东厂),以东林党目前的力量,是无法扳倒的。

杨涟认为,叶向高的言论,是典型的投降主义精神。

魏忠贤再强大,也不过是个太监。他手下的那帮人,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能够集中力量,击倒魏忠贤,就能将阉党这帮人渣一网打尽,维持社会秩序、世界和平。

更何况,自古以来,邪不胜正。

邪恶是必定失败的!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杨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魏忠贤终究会被摧毁。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邪不胜正是靠谱的,但杨涟不明白,这个命题有个前提条件——时间。

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里,除去超人、蝙蝠侠等不可抗力出来维护正义外,邪是经常胜正的。所谓好人、善人、老实人常常被整得凄惨无比,比如于谦、岳飞等等,都是死后多少年才翻身平反。

只有岁月的沧桑,才能淘尽一切污浊,扫清人们眼帘上的遮盖与灰尘,看到那些殉道者无比璀璨的光芒,历千年而不灭。

杨涟,下一个殉道者。

很不幸,叶向高的话虽然不中听,却是对的。以东林党目前的实力,要干掉魏忠贤,是毫无胜算的。

但决定他们必定失败宿命的,不是奶妈,也不是特务,而是皇帝。

杨涟并不傻,他知道大臣靠不住,太监靠不住,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身上。希望皇帝陛下雷霆大怒,最好把魏公公五马分尸再拉出去喂狗。

可惜,杨涟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

自有皇帝以来,牛皇帝有之,熊皇帝有之,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而天启皇帝比较特别:他是木匠。

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明熹宗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他经常摆弄宫里建筑。具体表现为在他当政的几年里,宫里经常搞工程,工程的设计单位、施工、监理、检验,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

更为奇特的是,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修好了,就拆,拆完了,再修,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总之,搞来搞去,只为图个乐。

这是大工程,小玩意天启同志也搞过。据史料记载,他曾经造过一种木制模型,有山有水有人,据说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还能动起来,纯手工制作,比起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检验自己的实力,天启还曾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市场上去卖,据称能卖近千两银子,合人民币几十万。要换在今天,这兄弟就不干皇帝,也早发了。

可是,他偏偏就是皇帝。

大明有无数木匠,但只有一个皇帝,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都是彻底地抓瞎。

当然,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是低能儿,从来不管政务,不懂政治,那也是不对的,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也不看文件,不理朝廷,但他心里是很有数的。

比如魏公公,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就爱干木匠,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最起劲的时候去,朱木匠自然不高兴,把手一挥: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句话在手,魏公公自然欢天喜地,任意妄为。

但在这句话后,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好好干,莫欺我!

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你不要骗我,但隐含意思是,我知道,你可能会骗我。

事实上,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木匠多少还知道点,但在他看来,无论这人多好,只要对他坏,就是坏人;无论这人多坏,只要对他好,就是好人。

基于这一观点,他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就算不信任他,也没有必要干掉他。

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认定,单凭这封奏疏,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

而东林党里的另一位明白人黄尊素,事发后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乎?”

这意思是,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必须要有内应,当然没内应也行,像当年猛人朱棣,带几万人跟皇帝死磕,一直打到京城,想杀谁杀谁。

杨涟没有,所以不行。

但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奏疏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广大声势让他相信:真理和正义是站在他这边的。

但是实力,并不在他的一边。

奏疏送上后的第五天,事情开始脱离杨涟的轨道,走上了叶向高预言的道路。

底线

焦头烂额的魏忠贤几乎绝望了,面对如潮水涌来的攻击,他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只能跑去求内阁大臣,东林党人韩旷,希望他手下留情。

韩旷给他的答复是:没有答复。

这位东林党内除叶向高外的最高级别干部,对于魏公公的请求,毫无回应,别说赞成,连拒绝都没有。

如此的态度让魏忠贤深信,如果不久之后自己被拉出去干掉,往尸体上吐唾沫的人群行列中,此人应该排在头几名。

与韩旷不同,叶向高倒还比较温柔。他曾表示,对魏忠贤无须赶尽杀绝,能让他消停下来,洗手不干,也就罢了。

这个观点后来被许多的史书引用,来说明叶向高那卑劣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甚至还有些人把叶先生列入了阉党的行列。

凡持此种观点者,皆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啃着馒头看窝头之流。

因为就当时局势而言,叶向高说无须赶尽杀绝,那只是客气客气的,实际上,压根就无法赶尽杀绝。

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

在被无情地拒绝后,魏忠贤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

正邪不能共存,那么好吧,我将把所有的一切,都拉入黑暗之中。

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

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

“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

这种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

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乱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

“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句话时,魏忠贤知道,完蛋了。他压住杨涟的奏疏,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

对于朱木匠,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虽不管事,绝不白痴,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

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

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来给我!”

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因为在那封奏疏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内操),图谋不轨等等。

贪污受贿,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皇帝就生气了。

更何况这些事,他确实也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就一个准。

奏疏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

“读给我听。”

魏忠贤笑了。

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

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

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

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

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疏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

就这样,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

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

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

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

魏忠贤彻底解脱了。

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

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

天启四年(1624)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

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星结党营私,此后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

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本不识字,且忙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保证及时有力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

大势已去,一切已然无可挽回。

同月,心灰意冷的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

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

叶向高很冷静,由始至终,他都极其低调,魏忠贤倒霉时,他不去踩,魏忠贤得意时,他不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

必须忍耐下去,等待反攻的时机。

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一点——魏忠贤的身份。

魏忠贤是一个无赖,无赖没有原则,他不是刘瑾,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

几天之后,叶向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每天在叶向高门口大吵大嚷,不让睡觉,无奈之下,叶向高只得辞职回家。

两天后,内阁大学士韩旷辞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秉谦接任首辅,至此,内阁彻底沦陷。

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

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

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搞死为止。

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

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

大明毕竟是法制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罪名,至少要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统统的没有。

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或许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地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死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

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地打开突破口。

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仍然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变了,刘侨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

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

魏忠贤明白,东林党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东林党熟,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

面对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天启五年(1625),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

史料反映,许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用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沾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裸的折磨。

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半死不活。

但许显纯并不甘休,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下来,审到他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

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

“不知道。”

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的质问,丧心病狂的酷刑,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

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

然而汪文言用镇定地语气对他说:

“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

许显纯急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

终于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

“你要我承认什么,说吧,我承认就是了。”

许显纯欣喜万分,说道:

“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

六年前,他之所以加入东林党,不是为了正义,是为了混饭吃。

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

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绝不妥协

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

许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

在这个问题上,许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

但当他洋洋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

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

“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质!

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告诉我们,追逐权位,利益至上的老油条汪文言,经历几十年官场沉浮、尔虞我诈之后,拒绝了诱惑,选择了理想,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正直无私的人。

血书

许显纯怕了,他怕汪文言的诅咒,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杀死汪文言。

死后对质还在其次,如果让他活着对质,下一步计划将无法进行。

天启五年(1625)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始终没有屈服。

同月,魏忠贤的第二步计划开始,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受贿,而行贿者是已经处决的熊廷弼。

受贿的证据自然是汪文言的那份所谓口供,在这份无耻的文书中,杨涟被认定受贿两万两,左光斗等人也人人有份。

审讯开始了,作为最主要的对象,杨涟被首先提审。

许显纯拿出了那份伪造的证词,问:

“熊廷弼是如何行贿的?”

杨涟答:

“辽阳失陷前,我就曾上书弹劾此人,他战败后,我怎会帮他出狱?文书尚在可以对质。”

许显纯无语。

很明显,许锦衣卫背地耍阴招有水平,当面胡扯还差点,既然无法在沉默中发言,只能在沉默中变态:

“用刑!”

下面是杨涟的反应:

“用什么刑?有死而已!”

许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

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供词。

于是许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涟体无完肤,史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

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

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涟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疏》。

在这封文书中,杨涟没有无助的报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

“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

他说:

“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

昏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

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

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许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

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

魏忠贤很清楚,杨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且不可走漏风声。

许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涟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

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涟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

对于这一点,杨涟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杨涟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两千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

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

为保证杨涟死得不清不楚,许显纯加派人手,经常检查杨涟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许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

于是,杨涟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

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涟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

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已别无选择。

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结局。

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

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此后被埋在牢房的的墙角下,杨涟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

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启五年(1625)七月,许显纯开始了谋杀。

不能留下证据,所以不能刀砍,不能剑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

于是许显纯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

然而杨涟没有死。

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

所谓布袋压身,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找到一只布袋,里面装满土,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当年曾经蹲过黑牢),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品质有保障。

然而杨涟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土又站起来。

口供问不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许显纯快疯了。

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

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涟的耳朵。

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铁钉入耳的杨涟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涟,他的神智开始模糊。

杨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

此时的杨涟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

结束吧,杨涟微笑着,等待着最后的结局。

许显纯来了,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劣与无耻,已经力不从心了。

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信念,和坚韧生命力的人,许显纯真的害怕了,敲碎他全身的肋骨,他没有死,用土袋压,他没有死,用钉子钉进耳朵,也没有死。

无比恐惧的许显纯决定,使用最后,也是最残忍的一招。

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四日夜。

许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涟的头顶。

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涟当场死亡,年五十四。

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杨涟希望,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被亲属发现。

然而这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因为这一点,魏忠贤也想到了。

为消灭证据,他下令对杨涟的所有遗物进行仔细检查,绝不能遗漏。

很明显,杨涟藏得不好,在检查中,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

他十分高兴,打算把血书拿去请赏。

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便改变了主意。

他藏起了血书,把它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知道后,非常恐慌,让他交出去。

牢头并不理会,只是紧握着那份血书,一边痛哭,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我要留着它,将来,它会赎清我的罪过。”

三年后,当真相大白时,他拿出了这份血书,并昭示天下

如下:

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

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死后何人知晓,不知道能否平反,也不知道这份血书能否被人看见。

毫无指望,只有彻底的孤独和无助。

这就是阴森恐怖的牢房里,肋骨尽碎的杨涟,在最为绝望的时刻,写下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希望和光芒。

拷打、折磨,毫无人性的酷刑,制服了他的身体,却没有征服他的意志。无论何时,他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那个他写在绝笔中的信念,那个崇高、光辉、唯一的信念:

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

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

有人曾质问我,遍读史书如你,所见皆为帝王将相之家谱,有何意义?

千年之下,可有一人,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唯以天下、以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

我答:曾有一人,不求钱财,不求富贵,不求青史留名,有慨然雄浑之气,万刃加身不改之志。

杨涟,千年之下,终究不朽!

老师

左光斗只比杨涟多活了一天。

身为都察院高级长官,左光斗也是许显纯拷打的重点对象,杨涟挨过的酷刑,左光斗一样都没少。

而他的态度,也和杨涟一样,绝不退让,绝不屈服。

虽然被打得随时可能断气,左光斗却毫不在乎,死不低头。

他不在乎,有人在乎。

先是左光斗家里的老乡们开始凑钱,打算把人弄出来,至少保住条命。无效不退款后,他的家属和学生就准备进去探监,至少再见个面。

但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

最后,他的一位学生费尽浑身解数,才买通了一位看守,进入了监牢。

他换上了破衣烂衫,化装成捡垃圾的,在黑不隆冬的诏狱里摸了半天,才摸到了左光斗的牢房。

左光斗是坐着的,因为他的腿已经被打没了(筋骨尽脱)。面对自己学生的到访,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脸已被烙铁烙坏,连眼睛都睁不开。

他的学生被惊呆了,于是他跪了下来,抱住老师,失声痛哭。

左光斗听到了哭声,他醒了过来,没有惊喜,没有哀叹,只有愤怒,出离的愤怒:

“蠢人!这是什么地方,你竟然敢来!(此何地也,而汝前来)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死就死了,你却如此轻率,万一出了事,将来国家的事情谁来管!?”

学生呆住了,呆若木鸡。

左光斗的愤怒似乎越发激烈,他摸索着地上的镣铐,做出投掷的动作,并说出了最后的话:

“你还不走?!再不走,无需奸人动手,我自己杀了你(扑杀汝)!”

面对着世界上最温暖的威胁,学生眼含着热泪,快步退了出去。

临死前,左光斗用自己的行动,给这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

一个人应该坚持信念,至死也不动摇。

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五日,左光斗在牢中遇害,年五十一。

二十年后扬州

南京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南明政权的头号重臣史可法,站在城头眺望城外的清军,时为南明弘光元年(1645)二月。

雪很大,史可法却一直站在外面,安排部署,他的部下几次劝他进屋躲雪,他的回复总是同一句话: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愧于吾师)”

史可法最终做到了,他的行为,足以让他的老师为之自豪。

左光斗死后,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先后被害。

活着的人,只剩下顾大章。

顾大章,时任礼部郎中,算是正厅级干部,在这六人里就官职而言并不算大,但他还是有来头的,他的老师就是叶向高,加上平时活动比较积极,所以这次也被当作要犯抓了进来。

抓进来六个,其他五个都死了,他还活着,不是他地位高,只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一个特殊的官职——刑部主事。

刑部主事,大致相当于司法部的一个处长,但凑巧的是,他这个部门恰好就是管监狱的,所谓刑部天牢、锦衣诏狱的看守,原先都是他的部下。

现在老上级进去了,遇到了老下级,这就好比是路上遇到劫道的,一看,原来你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还一起罚过站,这就不好下手了。咬咬牙,哥们你过去吧,这单生意我不做了,下次注意点,别再到我的营业区域里转悠。

外加顾主事平时为人厚道,对牢头看守们都很照顾,所以他刚进去的时候,看守都向他行礼,对他非常客气,点头哈腰,除了人渣许显纯例行拷打外,基本没吃什么亏。

但其他人被杀后,他的处境就危险了,毕竟一共六个,五个都死了,留你一个似乎不太像话。更重要的是,这些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是不能让人知道的,要是让他出狱,笔杆子一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舆论压力比较大。

事实上,许显纯和魏忠贤确实打算把顾大章干掉,且越快越好。顾大章去阎王那里伸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然而这个世界上,意外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的。

一般说来,管牢房的人交际都比较广泛。特别是天牢、诏狱这种高档次监狱,进来的除了窦娥、忠良外,大都有点水平,或是特殊技能,江洋大盗之类的牛人也不少见。

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大章认识一些这样的人。

因为就在九月初,处死他的决议刚刚通过,监狱看守就知道了。

但是这位看守没有把消息告诉顾大章,却通知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的姓名不详,人称燕大侠,也在诏狱里混,但既不是犯人,也不是看守,每天就混在里面,据说还是主动混进来的,几个月了都没人管。

他怎么进来的,不得而知,为什么没人管,不太清楚,但他之所以进来,只是为了救顾大章。为什么要救顾大章,也不太清楚,反正他是进来了。

得知处决消息,他并不慌张,只是找到报信的看守,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给你钱,能缓几天吗?”

看守问:

“几天?”

燕大侠答:

“五天。”

看守答:

“可以。”

五天之后,看守跑来找燕大侠:

“我已尽力,五日已满,今晚无法再保证顾大章的安全,怎么办?”

燕大侠并不紧张:

“今晚定有转机。”

看守认为,燕大侠在做梦,他笑着走了。

几个时辰之后,他接到了命令,将顾大章押往刑部。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许显纯又来了。

许显纯急匆匆跑来,把顾大章从牢里提出来,声色俱厉地说了句话:

“你几天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然后,他又急匆匆地走了。

顾大章很高兴。

作为官场老手,他很理解许显纯这句话的隐含意义——自己即将脱离诏狱,而许显纯无能为力。

因为所谓锦衣卫、东厂,都是特务机关,并非司法机构。这件案子被转交刑部,公开审判,就意味着许显纯们搞不定了。

很明显,他们受到了压力。

但为什么搞不定,又是什么压力,他不知道。

这是个相当诡异的问题:魏公公权倾天下,连最能搞关系的汪文言都整死了,然而燕大侠横空出世,又把事情解决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顾大章不知道答案,看守不知道答案,许显纯也未必知道。

燕大侠知道,可是他没告诉我,所以我也不知道。

之前我曾介绍过许多此类幕后密谋,对于这种鬼才知道的玩意,我的态度是,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绝不猜。

我倒是想猜,因为这种暗箱操作,还是能猜的。如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就很能猜的,秦始皇死后,李斯和赵高密谋干掉太子,他老人家并不在场,上百年前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话都能猜出来。过了几千年,也没人说他猜得不对,毕竟事情后来就是那么干的。

可这件事实在太过复杂,许显纯没招,魏公公不管(或是管不了),他们商量的时候也没叫我去,实在是不敢乱猜。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反正顾大章是出来了。在经历几十天痛苦的折磨后,他终于走出了地狱。

按说到了刑部,就是顾大人的天下了,可实情并非如此。

因为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投了阉党,部长大人尚且如此,顾大人就没辙了。

天启五年(1625)九月十二日,刑部会审。

李养正果然不负其阉党之名,一上来就喝斥顾大章,让他老实交代。更为搞笑的是,他手里拿的罪状,就是许显纯交给他的,一字都没改,底下的顾大章都能背出来,李尚书读错了,顾大人时不时还提他两句。

审讯的过程也很简单,李尚书要顾大章承认,顾大章不承认,并说出了不承认的理由:

“我不能代死去的人,承受你们的诬陷。”

李尚书沉默了,他知道这位曾经的下属是冤枉的,但他依然做出了判决:

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六人,因收受贿赂,结交疆臣,处以斩刑。

这是一份相当无聊的判决,因为判决书里的六个人,有五个已经挂了,实际上是把顾大章先生拉出来单练,先在诏狱里一顿猛打,打完再到刑部,说明打你的合法理由。

形势急转直下,燕大侠也慌了手脚,一天夜里,他找到顾大章,告诉他情况不妙。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顾大章并不惊慌,恰恰相反,他用平静的口吻,向燕大侠揭示了一个秘密——出狱的秘密。

第二天,在刑部大堂上,顾大章公开了这个秘密。

顾大章招供了,他供述的内容,包括如下几点,杨涟的死因,左光斗的死因,许显纯的刑罚操作方法,绝笔、无人性的折磨,无耻的谋杀。

刑部知道了,朝廷知道了,全天下人都知道了。

魏忠贤不明白,许显纯不明白,甚至燕大侠也不明白,顾大章之所以忍辱负重,活到今天,不是心存侥幸,不是投机取巧。

他早就想死了,和其他五位舍生取义的同志一起,光荣地死去,但他不能死。

当杨涟把绝笔交给他的那一刻,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有义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把邪恶的丑陋,正义的光辉,告诉世上所有的人。

所以他隐忍、等待,直至出狱,不为偷生,只为永存。

正如那天夜里,他对燕大侠所说的话:

“我要把凶手的姓名传播于天下(播之天下),等到来日世道清明,他们一个都跑不掉(断无遗种)!”

“吾目暝矣。”

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他做到了,是以今日之我们,可得知当年之一切。

一天之后,他用残废的手(三个指头已被打掉)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并于当晚自缢而死。

杨涟,当日你交付于我之重任,我已完成。

“吾目暝矣。”

至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全部遇害,史称“六君子之狱”。

就算是最恶俗的电视剧,演到这里,坏人也该休息了。

但魏忠贤实在是个超一流的反派,他还列出了另一张杀人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有七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高攀龙、李应升、黄遵素、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

这七位仁兄地位说高不高,就是平时骂魏公公时狠了点,但魏公公一口咬死,要把他们组团送到阎王那里去。

六君子都搞定了,搞个七君子不成问题。

春风得意、无往不胜的魏公公认为,他已经天下无敌了,可以把事情做绝做尽。

魏忠贤错了。

在一部相当胡扯的香港电影中,某大师曾反复说过句不太胡扯的话:凡事太尽,缘分必定早尽。

刚开始的时候,事情是很顺利的,东林党的人势力没有,气节还是有的,不走也不逃,坐在家里等人来抓,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等四人相继被捕,上路的时候还特高兴。

因为在他们看来,坚持信念,被魏忠贤抓走,是光辉的荣誉。

高攀龙更厉害,抓他的东厂特务还没来,他就上路了——自尽。

在被捕前的那个夜晚,他整理衣冠,向北叩首,然后投水自杀。

死前留有遗书一封,有言如下:可死,不可辱。

在这七个人中,高攀龙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都是御史,缪昌期是翰林院谕德,周起元是应天巡抚,说起来,不太起眼的,就数周顺昌了。

这位周先生曾吏部员外郎,论资历、权势,都是小字辈,但事态变化,正是由他而起。

周顺昌,字景文,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嫉恶如仇。

说起周兄,还有个哭笑不得的故事,当初他在外地当官,有一次人家请他看戏,开始挺高兴,结果看到一半,突然怒发冲冠,众目睽睽之下跳上舞台,抓住演员一顿暴打,打完就走。

这位演员之所以被打,只是因为那天,他演的是秦桧。

听说当年演白毛女的时候,通常是演着演着,下面突来一枪,把黄世仁同志干掉,看来是有历史传统的。

连几百年前的秦桧都不放过,现成的魏忠贤当然没问题。

其实最初名单上只有六个人,压根就没有周顺昌,他之所以成为候补,是因为当初魏大中过境时,他把魏先生请到家里,好吃好喝,还结了亲家,东厂特务想赶他走,结果他说:

“你不知道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叫周顺昌,只管找我!”

后来东厂抓周起元的时候,他又站出来大骂魏忠贤,于是魏公公不高兴了,就派人去抓他。

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周顺昌为人清廉,家里很穷,还很讲义气,经常给人帮忙,在当地名声很好。

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又觉得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要周顺昌家给钱,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

可惜周顺昌是真没钱,他本人也看得开,同样扬言:一文钱不给,能咋样?

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他们开始凑钱,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只求东厂高抬贵手。

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名叫文之炳,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得寸进尺,竟然加价,要了还要。

这就过于扯淡了,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大家忍了。

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

要换个明白人,看到这个苗头,就该跑路,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或是太傻),一点不消停,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为不连累周顺昌,大家又忍了。

一天后,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整整十几万人,差点把县衙挤垮,巡抚毛一鹭吓得不行,表示有话好好说。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不要抓周顺昌,上奏疏说句公道话。

毛一鹭胆子比较小,得罪群众是不敢的,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

所谓干柴烈火,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十几万人气势汹汹,就等一把火。

于是文之炳先生挺身而出了,他大喊一声:

“东厂逮人,鼠辈敢尔?”

火点燃了。

勒索、收钱不办事、欺负老百姓,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人蠢到这个份上,就无须再忍了。

短暂的平静后,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面对文之炳,问出了一个问题:

“东厂逮人,是魏忠贤(魏监)的命令吗?”

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

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

“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

然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颜佩韦振臂而起:

“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

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的怒火。

文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

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

这些此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时人好穿木屐)。

东厂的人疯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

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

说实话,我认为

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揣,连房梁都揣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

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

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

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鹭算帐。

其实毛巡抚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

这件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

气是出够了,事也闹大了。

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

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连句话都没有。

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

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他本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

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

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

说是这么说,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

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

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鹭,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

这五个人的名字是: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

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余四人并未见过周顺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

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被许显纯严刑拷打,不屈而死。

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激奋,为平息事端,毛一鹭决定处决五人。

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

沈扬说:无憾!

马杰大笑:

“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

颜佩韦大笑:

“列位请便,学生去了!”

遂英勇就义。

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年余后,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语文课本。

嗟夫!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

——《五人墓碑记》

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轿夫,杨念如是卖布的

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

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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