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世的一些文献中，陈天华了解到，蔡先生对德国人和德国工艺技术很有好感，后来他还到德国、法国等地考察，组织国内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
期间，他在德国待有若干年，在德国政界和商界交有不少朋友，后来是陈琪美以国事为由，把他给硬叫了回来。
“先生高义，我以为日籍教师授课内容都是有所保留，关键技术，尤其是探矿技术与矿井瓦斯安全管理等诸方面，讲得甚少，或不很透彻。”
“而德籍教师讲得虽然透砌些，但他们的授课内容，大都是探矿和挖掘机械方面。不过以豫才之见，他们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国人想要真正成为一名矿业专家，难啊。”
迅哥儿腥腥地回复道。
看得出来，迅哥儿这时候虽然是在读矿务，但他已经对挖矿行业没什么兴趣。
这就决定了他后期留学日本，转而学医，后又转成书籍译者，一波三折。
最终，他阴差阳错，成为了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化斗士。
他的性格，决定了宁可生活清贫，也不和那些庸俗人士沆瀣一气。
鹤卿先生似乎对这位彬彬有礼、不卑不亢的年轻学子很有好感，对他的回答，都给予点头认可。
他认为迅哥儿有很强的社会洞察力。
陈天华认为，蔡先生之所以后来力邀迅哥儿去北大教书，估计从这次见面之后，慢慢积累起来的好感有关。
“泱泱大国，还是需要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大学堂，培养属于自己国家的专门人才。”鹤卿先生不无遗憾的感叹道。
在坐的人都深刻意识到，没有系统的教育体制，是一件多么令人痛苦的事情。
最要紧的事，不在同一个高度的体制，培养出来的人，往往连别人在谈论什么都不知道。
大家都在边喝边议，陈天华只得认真聆听，加上仔细回忆曾经知晓的历史，也只能明白个鸡毛蒜皮，可谓痛苦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