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租庸调制》的文书散发到关中各郡州县人们对这新奇的税法都有些好奇。
好在随着文书散发到各郡县的还有配套的“辅助教材”，即简单的数字图表。
现在能当官的基本都是世家子弟，世家子弟又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比算筹简单的数字图表他们学的也不慢，所以对于政策的各项指标他们都能很清楚的接受并传递给百姓。
百姓们其实也听不大懂，这时有良心的官吏就会帮他们算一笔账，告诉他们租庸调制可以让他们免去很多杂七杂八的赋税，甚至可以用劳役代替赋税。
若是没有良心的官吏不讲，百姓也不在意。
他们只知道自己以及自己的儿子能分到田。
这就够了。
相比于只能逆来顺受的百姓，世家们同样对这项政令开始研究。
他们研究的不是这套赋税法有多么先进，而是再考虑怎么逃税。
“租庸调制，这个“调”用的好啊！”
“调”即按照土地所得收益来征税，世家有一万种方法把自家田地的收成降为最低。
还有租庸调制里规定可以用财物代替劳役，这点基本上就是为世家量身定做的。
寻常百姓交完一般的田租基本就只够自己温饱，哪来的闲钱交钱给自己免劳役？
所以这套税法在世家眼中也没那么恐怖，相反还有不少可利用空间，也就或明或暗的开始助力租庸调制的推广与施行。
其实租庸调制本就是李唐初期那个关陇集团强盛时期诞生的产物，它虽然一定程度上限值了世家，但对于世家在更多方面还是大开绿灯。只要现在的关中世家不傻，他们没道理拒绝这套税法。
随着新政的推行和春耕的逐渐结束，关中终于是在长年累月的战争阴影下恢复了一丝活力。
而刘义真也开始继续自己的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