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南下平定沙定洲叛乱时，大西军已经在昆明城站稳了脚跟。因为龙在田居中斡旋调停，黔国公沐天波虽然不愿意与大西军合作，逗留在楚雄府静观其变，但还是写信向孙可望等人表达了感激之情。
此时的云南，跟明末所有省份一样，百业凋敝，民生艰难。
史书记载，“民掘草木以食”，“饥馑病殁，十之八九”，“天灾流行，十死五六，病者枕籍相望，棺木殆尽，死者尽以席裹，埋之荒郊为厚幸”。
张煌言担任云贵总督，积极恢复生产，推广玉米、土豆的种植。
无奈云南境内势力错综复杂，土司们各自为政，又是天下大乱之际，朝廷鞭长莫及，故而张煌言的惠民之策暂时没能在云南施行开来。
沙定洲之乱波及范围很大，云南百姓更加苦不堪言。莫说别处，就是昆明城一带也变得残破不堪，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大西军进入昆明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大西军吸取了在蜀地败亡的教训，川西会议时杀了以汪兆麟为首的顽固派，改变了治国理政的策略，治理云南的政策焕然一新。
孙可望是张献忠四个义子中的长子，又读过书，他亲自制定了许多政策，巩固大西军在昆明的统治。
当务之急，是要恢复生产，保证军队粮饷。
孙可望根据云南的情况，想出一个特殊的法子来，那就是施行“营庄制度”。
所谓的营庄制度，是把昆明一带某些州县和卫所管辖的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营庄由大西军管理,在辖区内“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
这种赋税政策，田赋和人头税并存，自然无法与李存明颁布的政策相提并论，但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就田赋而言,以十分为总额,入官四分,民得六分,农民的负担是比较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