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以非昔日之大明，传统儒家思想教育下的君主，已经不能很好的担任君主这个角色，便是徐梁自己也感觉到压力颇大，所以在皇长子这个世界观和价值观成型的敏感时期，他丝毫不敢降低对皇长子良好的意识形态的教育。
最起码需要让他知道，软弱和仁慈并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儒家的士大夫教给他的垂拱而志，未必会让这个国家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
他们口中的圣君，反而会让国家乱的一团糟。
在徐梁看来，最配合东林党的崇祯皇帝，反而是将国家治理的最差的。
徐梁记得在起居录中看到过那么一段对话，崇祯问刘宗周，国家破败至此，该如何治理。
刘宗周给他的建议竟然是改善朝中的风气，提高君主和臣僚的道德修养。
国家都崩坏到这种地步了，你告诉我提高君主的道德修养？
可见指着外界这帮士大夫，真的是不行。
徐梁认为自己责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便是让孩子知道，所谓的太平盛世，不需要文人雅士的评判，而是大明上下，占据着大多数百姓的认可。
作为这个王朝的掌舵人，我们不需要一个虚荣和美名，而是实打实的东西。
这是决定一个家族荣辱兴衰的关键。
如果绝大多数的子民都能吃得饱，穿得暖，有稳定的工作，李自成和张献忠又怎么会造反？
即便是有那么两三个有异心的人，也无法带动周边儿去造反。
就拿崇祯年间的奏折来看，安塞出来的进士，告诉崇祯，这边儿的百姓又是吃草，又是吃树皮，最后吃土和石头，每天仍在坑里的死人多大数百。
这样的国家，怎么会不灭亡？
光指着歌功颂德有意义吗？
可儿子却仿佛被课业压得抬不起头来，整个人都麻木了许多，眼中不再有幼年时候的灵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