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中期的内政问题，一般最开始在朝廷财政方面上表现出来，随后蔓延至其他方面，比如军队战斗力削弱，比如各地农民起义增多，比如官员贪腐问题增多。
所以，解决内政问题，无论是解决哪一个问题，表现形式往往是以增加朝廷财政为目的。
朝廷有钱了，就能够给军队发放粮饷防止兵变，能够减少苛捐杂税以避免农民起义，能够提高官员俸禄高薪养廉。没有钱的中央朝廷，就是一只纸老虎，政令不出京城。
汉武帝和唐玄宗在面临王朝中期问题的时候，除却对外扩张之外，主要就是增加政府财税。
增加政府财税，无非开源节流四字。
开源方面，汉武帝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收回各国铸币权。此外还征收财产税，也就是算缗，普通人每四千钱缴纳一百二十钱，商人则是每两千钱缴纳一百二十钱。算缗这种法令注定无果，后来就鼓励告发，即告缗，闹得天怒人怨。唐玄宗呢，他的侧重点不在开源，而是在节流，开源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派宇文融任劝农使括田，打击土地兼并并搜查隐田，隐田即不向朝廷纳税的土地。
节流方面，汉武帝借口诸侯献金不足，一口气废了上百个，收回大量户田。唐玄宗时期改革军队，实行精兵简政，以唐朝疆域之广全国不过四十九万军队。想也知道，必然是不够的，所以需要大量的蛮族雇佣军，唐朝要这些人冲锋在前，抚恤则很少，赏赐更是不多，背叛就屡屡发生。一方面是精兵简政，一方面是扩张攻取可以用于耕种的土地，两个政策导致的结果就是蛮族雇佣军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内轻外重。为了驱使这批人，汉军将领言语不通，安禄山之流由此成为方面之帅，不为汉文官挟制。番将的崛起，究竟是李林甫假公济私危害朝堂，还是唐玄宗顺应局势的做法，或许值得思索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