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贫富，分田地，革兵制，减冗兵。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正当赵昕认为可以延续这种思路，将之推广向全国的时候，河东路生变。
九月初五日，河东路代州，宪州并宁化军三地主官，竟然叛变投靠契丹，引契丹入关。
特别是代州叛变，内奸和辽人里应外合，驻扎在当地的宋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雁门关直接失守，辽人南下太原的道路被打通。
八百里加急快马，河东距离京城不远，赵昕得以在次日得知这个消息。说实话，这个消息刚刚传来的时候，赵昕是完全不相信的，辽人数十年不曾率军南下，只是在边境恫吓而已，这一次竟然会撕毁条约南下。此外，能够镇守边境的官员，哪一个不是朝廷精心择选的，文武互相制衡，上下倾轧，何至于会叛变。
赵昕抽调相关官员的履历出身来看，是不是这一次均贫富分田地侵害了他们的利益，结果发现并没有。他们出身河东本地，这一次赵昕在京城均贫富，也没有触及到他们的利益，难不成是害怕赵昕推广这项政策吗？
无论他们叛变的原因是什么，契丹人已经占领了宋朝的土地，事实上撕毁了盟约，大军压境，赵昕必须作出回应，遂召集群臣商议此事。
高级官员多不主张直接以契丹开战，而是先行送国书呵斥，要求契丹退兵。谈判不成再开战不迟。
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彻底的主和派，他们的理由是“禁军裁减大半，新募不及训练。且西夏未定，不宜两面开战。”
中下层官员的观点就冲撞许多，嚷嚷着要教训一番契丹人，指责那些主和派是叛徒，今日妥协一次，来日契丹和西夏就会步步逼近，早晚有一天要逼近汴京。
一天时间内，赵昕光听这些人在这里撕咬了，是战是和都拿不定主意。而且随着争吵声音扩大，他们指责的对象逐渐变成了赵昕实行的种种政策，说正是因为赵昕推行的政策过于急切，导致上下猜疑，以至于有叛变一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