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厂解散之后，朝廷似乎又回到了之前的“正道”。
可似乎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改变在悄然发生，润物细无声，在悄悄地生根发芽蔓延。
首先是纺织基地建立了起来，不但吸收了多达五万的劳动力，连每年逃荒的流民也尽数吸纳了进去仍嫌不够，不得不派人赶赴附近州县招人，一时之间许多人不断赶来，京城遽然多出十万劳工。
这多出来的十万劳工不同于以往的流民，这些人有着不错的收入，对生活当然又有相当的要求，于是各种生意应运而生，衣食住行一样都不能少，又拉动了诸多产业的联动。
而京城的纺织业乃是以羊毛为主，整个大草原的羊毛供应都朝着基地倾斜了过来，每天进进出出的商队收尾相连络绎不绝，更有甚者，断绝了多年的丝绸之路也由此重新联通，影响远到了西域诸国，慢慢地又呈现出了万国来朝时的盛世景象。
这些有的没的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消费力量，带动着京城的物流越来越丰富起来。
如此一来，不但入股的各家赚得钵满盆满，便是朝廷收税也是收到手软，不得不增设收税人员。
陆路运输当然不及海运方便量大，而事实上天津卫的港口在汪芷的把持下早已开放，每日的海船络绎不绝，真正的大头就落在了“税务总署”的口袋里。
自然，天津卫并不是这么好治理的，这里天南地北的各色人等盘根错节早已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这些人触手遍及各个大小衙门，“税务总署”这个外来系强势杀入，当然会遭遇到莫大的阻力。
这些人表面上合法经营，实则背地里把持各个地盘和各类事务，自然也把市舶司的权力挤占得七七八八，这也是为何天津卫几乎集合了南北所有货物的贸易中转，朝廷每年才收得到二十万两银子的主要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