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之罘。
共建会成立后，就为入会的中下户做了几件实事。
先是秋收，以村为单位组织若干生产互助组，请几位头面乡绅出面，说服各村的上户，拿出自家的耕牛、大车等生产资料，中、下户出力，合理调配各种资源后，秋收比以往更快，也更加顺利。
然后是包税，同舟社安排了一帮年轻先生，和县乡胥吏当面算清共建会覆盖村社的税、粮额度，将各户的收粮征税账目做得明明白白。
结果，大部分人家竟然比以往少交了少许粮税。
甚至一些因病、遭灾的人家，有同村乡亲担保，还可缓交税粮，所缺部分，由共建会补齐，第二年再补上即可。
“大部分人家”以外的，是在征收粮税一事上“吃了亏”的上户，自然不依，有些人便在共建会内闹，提议所有乡绅地主退出共建会。
入会的中、下户见共建会说话算话，在秋收、征税等事上真起到了作用，有了主心骨，自然更不依。
一些激进的下户翻出陈年老账，列举某某曾巧取某户田地，某某曾侵吞村镇公款，某某趁某户受灾恶意退佃，还有人提议清查本村以往的账目，到某上户家去“讨说法”……
这下，先前闹事的上户反而怕了，又偷偷找到朱武，赌咒发誓自己从未为祸乡里，表示愿意配合共建会工作，并自愿捐献钱粮以济会务运行所需云云。
共建会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就有失控的苗头，这不是徐泽想要的结果，不谈此时是否具备开展农民运动的客观条件，就他手下正在逐步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不会支持这件事。
开展农民运动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严密高效的组织支持，这些都超越了徐泽的能力范围。
坦白地说，徐泽很清楚，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了这种人类有史以来最狂暴最彻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