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头放下酒杯，知这小辈志向非同一般，也不隐瞒，叹了口气，低声透露了一些隐秘的消息：“全国禁军号八十万，东京独四十万，然实有数，可能还不到此数的一半，或许更少。元祐七年（1092年）宰执吕大防报‘具出天下禁军、厢军人数，禁军五十五万余人，约支三十余万缗，厢军二十余万人，约支七万缗’。崇宁六年（1106年），枢密院报‘禁军缺二十四万，近创广由勇、崇敏、崇政十万人，尚缺十四万’，如今六年过去，恐怕又有不少士卒如这妇人之夫这般自谋营生了。
京师禁军补了缺，缺了补，人数却越来越少，若说东京浮浪闲汉，其实大部分都是禁军后代或家人，居东京大不易啊。”
张教头仅仅是一个低级武官，却能知道如此多的朝堂机密，固然是他关心政局、爱钻研时事，但也印证了大宋朝堂上下的保密防范意识淡化得多么可怕。
朝廷不重视保密工作，徐泽却不敢大意，虽然桌上都是自己信得过的人，但还是要防隔墙有耳，赶紧换个话题。
徐泽感叹道：“小侄原以为自己对经营尚有些浅见，今日来樊楼，本也存了对比之心，现下看确实是浅见，似我这等边鄙武夫，若是在京城开店，怕不是要赔得兜裆布都要搭上。”
张教头哈哈大笑，打趣道：“还是莫要经商了，以贤侄的身手，投军混个肚饱还是没问题的。”
徐泽陪笑，不想接着谈从军的事，再次转移话题，问：“伯父，似樊楼、潘楼这等奢靡之所，一般消费几何？”
张教头略一沉吟，说道：“今日少酒无妓，费应不过二十贯，若呼朋引伴，召妓彻夜畅饮，数百贯也是常事。要说真的奢靡生活，反不在这酒楼，达官显贵、豪富之家宴会开销才真是一掷千金，老夫位卑，不曾经历，不敢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