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太祖皇帝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巧妙破解了“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魔咒，成功结束了五代乱世，却没能解决乱世积累的各种问题。
其人随后边统一天下边进行的一系列军制改革，都是吸取唐末混乱的历史教训防范籓镇专权军队尾大不掉的指标之举，而非治本之策。
这些改革实际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军无荣誉、兵为将有、以下克上等五代军队痼疾，而是以削弱军队战斗力为代价尽力消除大军头颠覆皇权的能量。
太宗皇帝赵光义雍熙北伐失败后，开始执行守内虚外的国策，并大兴科举以文驭武，也是延续太祖皇帝的思路，继续压制有造反传统的军中势力。
矫枉过正的结果便是旧的矛盾未去新的矛盾又起，不断妥协之下，吸食王朝精血的特权阶层也急剧膨胀，让先天不足的大宋王朝过早进入了衰败期。
待皇位传至神宗赵顼时，不断膨胀的特权阶层已经超过了王朝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宋的财力无以为继，到了不变法就亡国的窘迫程度。
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正视并着手解决客观存在的历史积弊。
旨在打击劫夺国家财赋行为以富国强兵的变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特权阶层的强烈抵制，一路磕磕碰碰问题不断。
就连意志坚定的拗相公王安石第二次出相后，也因为阻力太大变法无法再深入而以病辞位黯然收场。
一意孤行的神宗皇帝因病驾崩前，明知倾向旧党的母后高氏一旦摄政新法成果将**然无存，自己的半生心血也要付诸东流。
但其人到此时已经看明白了旧党争夺的根本不是什么治国理念，而是特权阶层不愿放弃手中的任何利益。
利益既得者是永远不知饱足的政治生物，注定了变法与抗拒变法的争斗一旦开始就是不死不休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