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国能在百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之中左右逢源，并在关键时刻“换船”，李乾顺这个掌舵人功不可没。
其人十六岁亲政后，对内扫除大、小梁氏三十余年摄政专权的历史积弊，对外挡住辽、宋、金、同等国的交相侵袭，看风向把大局的能力相当了得。
去年，教主道君皇帝急于摆脱独抗大同的不利局面而多次派使拉拢夏国。
两国秘密接触之后，大宋就先后两次资助夏国钱粮物资，可谓诚意十足。
赵佶只求夏国赶紧反水大同，以为大宋分担同军南下的压力。
李乾顺却始终不表态，既不同意夏国与大宋达成同盟关系，更不可能给后者留下任何文书资料而给宗主国大同留下任何反叛的把柄。
但其人也不中断秘密谈判，始终吊着赵佶。
徐泽发布《讨宋檄文》后，赵佶一面准备禅位跑路，一面又向夏国派出使者，催促后者勿忘唇亡齿寒的古训，赶紧出兵牵制大同。
李乾顺仍是按兵不动，直到同军第四军部分兵马南下，河东路防务力量有所削弱后，
其人才以防盗之类的借口暂时关闭边境榷场，限制大同商人离境，并增加边境军队巡逻密度，营造大战将起的氛围。
不过，直到此时，李乾顺仍没有暴露夏国的军事行动倾向，也没有征召其国内的各部兵马。
其人的本意是先小心试探大同帝国的反应，再根据战局变化决定夏国的军事策略。
或者“助同”灭宋，趁机抢占赵宋横山之地；
或者助宋抗同，以防唇亡齿寒。
结果，夏军还没来得及下场浑水摸鱼，大同帝国便结束了讨宋之战，白白浪费了一次捡便宜的大好机会。
但夏国也因为国主李乾顺的谨慎行事，而避免了战后被宗主国问罪的被动局面。
毕竟，夏军并没有出兵同宋任何一方，其国在自己的边境内进行的“小动作”并不足以说明什么，随便找个理由都可以搪塞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