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帝国和新宋政权实际并没有签订任何旨在停战的合约，但在同军第六军全取两浙路之后，便停止了继续攻城掠地，互为仇敌的两国由此休战数月之久。
虚假的和平表象下面，隐藏的是双方都在抓紧点滴时间，凝聚或压榨内部力量，以应对下一次的正面对决。
处于战区的两国百姓能清醒感觉到战争的脚步从未远去，只是更加沉重而已。
赵构在于黄潜善、张浚等大臣分析正乾皇帝的用兵习惯后，得出了两国战火再起的时间应该在冬春之交农闲时节的结论。
留给新宋政权的备战时间并不多，每一天都格外珍贵，每多准备一个月都能多一分底气。
但时间进入到新宋建炎元年的九月上旬，一场意外的兵变打破了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沉闷，让本该几个月后才开启的大战有了提前来临的风险。
实际上，早在大宋王朝屡战屡败颓势尽显时，就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掌控。
各地兵变、民乱四起，一州之力就能平定的小规模动乱就不用说了，调动数州甚至一路力量都不能平息的大乱每年就有好几起。
福建路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兵变，去年下半年就曾发生过一次。
而且，规模还相当大，必须朝廷出兵才能平定。
彼时，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大同即将再次伐宋。
为了稳住本国后方，大宋渊圣皇帝赵桓急调制置使刘韐入闽平乱。
结果，刘制置使行动迟缓，错过了之后的两国大战，直至临安城被攻破大宋都灭亡了，其人才堪堪平定福建的动乱。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行动迟缓也有迟缓的好处。
至少，等到新宋朝廷建立后，偏远的福建路便有一支经过平乱战火考验的可战之兵，可以用来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
实际上，“复杂的情况”早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