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驻美大使顾维钧来说，当下欧洲出现的局势和美国对于中华民国的重视，都让他认为国家前途正处于一个关键点，只要能够跨过这一步，那么中华民国就能和日本一样，赢得列强们的尊重，从而在国际秩序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作为袁世凯所看中的外交人才，在袁世凯去世之后顾维钧的地位其实是挺尴尬的，因为他和国民党这边没有交集，又和共和党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
他此前在北京时和友人谈起对外交、内政的看法时说过，“内政的对象是人民，外交的对象是与国。在内政上有时可以开大价钱，可以开空头支票，反正人民无知无力，对你也莫可奈何。至于说外交，那就得货真价实，不能假一点，不能要大价钱，否则就会自讨没趣，自食其果。”
但是共和党这边的外交理念却并不是如此，共和党的外交政策一向都是为内政服务，哪怕明知道提出的外交政策会被外国政府拒绝，共和党也一样会提出，然后以外国政府的拒绝声明去团结国内民众。这种做法在顾维钧看来完全是在玩火，到最后又不得不向外国低头，从而吃更大的亏。
毕竟顾维钧是不相信所谓人民的力量的，他一向认为外交是一种职业，把外交决策交给人民去决断，那就是一场灾难。这一点上，他是非常认同自己的大学导师约翰·穆尔教授的，这位教授当过美国助理国务卿，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
顾维钧的这套政治理念在北洋官僚中极有市场，但是在共和党这里却行不通了。作为共和党的主席，吴川对于外交上的想法和顾维钧是背道而驰的，吴川从来不觉得对外国政府诈骗和恐吓是不道德的，他认为弱小才是一个国家最为不道德的表现，诈骗和恐吓并不算。
面对这样的上级，哪怕顾维钧再怎么想要向对方靠拢，也是难以忍受吴川在外交上过于独断的主张的，特别是吴川最终都证明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是成功的，尤为令顾维钧感到不理解。他在外国学习了八年，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学的是一个失败的外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