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顾维钧相比，陈友仁同样是精通国际法和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新式知识分子。不过和顾维钧在国内成长，先接受了传统文化再出国留学的经历不同，陈友仁是从小在海外成长起来的华侨知识分子。
在清末，先接受传统教育然后再出国学习法律和政治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会不自觉的把西方当成是文明世界，把中国视为落后的土著文明。不管他们在口头上如何标榜自己是如何爱国的，但是在实践中他们不是要求国家体制完全的西化，就是要求按照国际法律处理中外关系，不能另搞一套。
反倒是那些从小在海外长大的华侨，因为自幼就和异民族一起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觉得白种人比自己更为优秀。一旦这些华侨觉醒了民族意识，他们反倒是更为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也因为华侨具有这样的生活背景，因此他们一旦和外国人争执起来，几乎都会下意识的寻找法律漏洞，而不是如有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留学生那样，把国际法视为了不可动摇的天条，哪怕有漏洞也不应该指出来，更不用说利用这样的漏洞了。
陈友仁的性格就是如此，自从他投身于国内的革命之后，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极有影响力的报人。只不过因为他自小在海外长大，回国的时候说不好中文，才无法被主流社会所接纳。虽然在陈友仁面前曾经有另外一条路可选，但是他无法接受共和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最终还是投向了国民党。
虽说孙中山是在海外接受的教育，但是他对于国际法的了解基本是，欧美等先进文明国家制定国际法是为了捍卫全球各国各民族的公道，这样一个虚幻的意识。而国民党内的高层，对于国际法的了解，基本都来自日本人的转述，毕竟这些人大多都是在日本留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