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总统对于吴川还是比较欣赏的，虽然他并不是真正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但是无疑对方身上至少有着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一样高贵的品质，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坚持。
从这一点上来说，吴川其实比蓝辛或豪斯更适合担任他的外交助手。蓝辛过于循规蹈矩，因此不能对英法的诡计做出良好的应对，而豪斯并不是完全赞成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他认为应当在保留一部分旧秩序的基础下，慢慢的向新秩序过渡，但这种妥协其实就是向英法投降。
威尔逊其实也看出了和英法的妥协正在败坏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声誉，那些被英法侵犯了国家利益的小国家，纷纷表现出了对于美国的失望，并开始转向莫斯科。
但是他现在也是左右为难，在国际上，他根本承受不了英法联合的压迫，美国毕竟不是中国，美国资本在欧洲和全球都是有着利益的，因此美国需要和世界第一、第二殖民帝国保持友好，以防止被这两个国家联合针对。
在国内，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激化，导致资本家对于一切能够激发工人运动的事物都保持了警惕，这就是美国资本家在意识形态上要求政府保持和英法同步，共同消灭俄共布的基础。当然这并不妨碍，其中一些资本家和苏维埃俄国做生意，毕竟不把军火卖给敌人的商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军火商人么。
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吴川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减轻了他身上的负担，不仅让英法放缓了对于美国的压迫，也让美国资本家不再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英法，也注意到了中德俄三国的接近，这同样是让美国资本家感到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
正因为如此，威尔逊总统对于吴川其实并没有什么个人意见，质问是要质问的，但这不过是一种形式，他并不打算彻底和中国共和党交恶，这并不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吴川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独立性，正好让他把一些麻烦推给中国人，从而不必为国内外所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