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吴川也同钱德拉·鲍斯见面交谈过数次。这位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在看到了阿富汗王国、波斯人民的抗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伟大胜利后，也开始从民族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他认为，在对付英国对于印度民族的殖民统治上，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显然更能团结印度民族。
吴川当然不会在他面前指出，当前的印度并不是一个民族，自然就不可能有什么民族主义，他赞成对方说道：“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古老民族，在我们的历史记录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往是相当频繁的。所以，中国人民能够理解印度人民被殖民者统治的痛苦，因为我们也在被殖民的边缘。
那些殖民者试图挑起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境矛盾，以此来转移印度人民和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我认为除了社会主义理论能够揭穿这些殖民者的险恶用心外，其他的民族理念只会被殖民者所利用。
所以，我国人民是支持印度人民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抗争的。但是我也想提醒您一句，印度国内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某个程度上是愿意和你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他们未必愿意给印度人民以真正的自由，而是希望自己能够取代英国人，坐在那个奴役印度人民的宝座上。”
钱德拉·鲍斯的家境其实不错，否则他也不能前往英国剑桥留学。对于吴川的提醒，他也深有同感的回应道：“确实如此，今次印度农民起义的失败，就是许多地主背叛了农民，他们配合英国人说服农民放下武器，并将那些想要继续斗争下去的农民领袖出卖给了英国人，否则英国人是不可能这么迅速的镇压这场农民起义的。国大党内部，充斥着亲英分子，而他们大多数都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
托洛茨基等苏共领导人也相当的重视印度的民族主义进步分子，特别是如钱德拉·鲍斯这样试图用社会主义理论去改造印度社会的左倾民族主义者。当然，在传播革命理论之外，托洛茨基更希望能够和印度独立力量达成合作，在推动印度独立的进程中，配合红军拿下整个波斯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