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川接待各国外交官和在京社会名流时，上海《时报》发表了一份以《未来之中国》为题的号外。其中一篇名为《十问未来之中国》的文章引起了民众的激烈回应，这篇文章对未来中国提出了十个问题，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编辑在文章末尾写到，“此十问俱实现，则中国富强矣，国人安乐矣，不知吴川主席和孙文总统能否答之”。
邵飘萍很快就把这份号外送到了吴川面前，向他说道：“《时报》原是康有为弟子狄楚青所办，原本是康梁在国内的喉舌，辛亥革命之后狄楚青和康、梁在办报方针上产生了分歧，于是狄楚青收回报社独办，但康有为还经常借助《时报》发表自己对于国内政治的看法，直到本党压制了孔教复兴的势头，《时报》才从保守派的立场转向了自由派的立场。
而自从戈公振担任《时报》总编以来，该报的立场又偏向了左翼，戈公振为该报定下的办报新思想是：救国与启民。这份号外的目的，恐怕是新闻界人士想要试探本党的治国思路，我觉得不能不慎重对待。”
《十问未来之中国》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时，吴川恍惚间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题目，于是他拿起报纸往下看了下去，并在心中默默读了一遍。
“第一问：吾国之军权何时归一，分散之军阀何时湮灭？
第二问：南北之政治何时统一，吾国之行政权何时统一于中央？
第三问：三十四国治外法权何时可废，吾国之司法何时自主？
第四问：吾国何时举行真正之代议选举，何时举行真正之国民普选？
第五问：吾国何时可令南方农业也同关外农业一样进步，实现稻产自丰、谷产自足，不忧饥馑？
第六问：吾国何时可产出足够数量的汽车、轮船、机器等物什，使我国人不需再向外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