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元年除了年初仁宗不豫（神志失常）以及大范围的水灾，以及这两件事引起的大臣逼迫仁宗赶紧立皇子的大事之外，就是一些民变啊、旱灾啊等等对于汴京人民没有什么影响的传言。
这些事情对于汴京百姓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甚至都不如西湖城营业和二期工程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大。
朝堂上的熙熙攘攘和汴京城的百姓关系不大，他们能够感觉到的是，今年的生意好做了，除了发大水的时候萧条了一下，但大水退去，生意比之前更加好做起来了。
之前有人说过西湖城营业之后会让汴京城内的生意大受影响的说法也没有成真，反而进城的人更多了。
其实道理倒也简单，远道而来的人因为西湖城而来，便不会过汴京城门而不入，进去逛一逛就会忍不住买点东西。
他们不是很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将蛋糕做大的原因罢了，西湖城的出现让汴京城的虹吸能力变得更强而已。
当然，他们更加不会意识到大宋朝的经济在慢慢地好转起来，尤其是在秋收之后。
水灾过后，朝廷推行的青苗贷让农民的补耕进行得很顺利，而大水带来的营养让农作物大丰收，三司及时贷款用较高的价格收购粮食，让谷贱伤农也没有出现，农民收入提升，购买力一下子就爆发起来了。
农业银行的急剧膨胀，让沉淀多年的铜钱重新流转道市面上，让因为钱荒而萧条的市场拥有了大量的铜钱，变得非常活跃起来。
一下子整个大宋朝的经济被盘活了起来。
这在三司使的年终审计上体现了出来。
包拯上任半年时间，仅仅是扶植了一个农业银行，全力推行了一个青苗贷，就让经济活了起来，在年终审计上，半年的时间，大宋朝的税收收入暴涨三百余万贯！
三百余万贯对于整个岁入自然只是小部分而已，但多出来的三百余万贯却是让干涸的国库顿时有些结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