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闻鼓要是敲得好，即可敲掉政治对手的权位。所以官告官是常见之事。有些恋栈的官员，便曾指使管下的“良民”到登闻鼓院打鼓，为官员的连任造势。
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诏责这种不正之风：“诸州民诣阙举留官吏，多涉徇私，或非素愿……自今百姓僧道，更不得辄诣阙庭……如敢违越，其为首者论如律。”
然而，官告官并非多为私仇，也有出于公义的凛然之举。宋将曹翰横蛮暴戾，率军征服江南时，犯下屠城的罪行，他在颍州任职时，仍不悔改，“掊克苛酷，在郡不法”。汝阴县令孙崇望激于义愤，上京弹劾曹翰。最终，曹翰被处以流放之刑。
不过，官民还是得慎用登闻鼓院的那面大鼓。原则上，朝廷有禁人越级上诉的例禁，击鼓鸣冤只是纠正司法错误的权宜之计，人人若都到京城申冤，州郡的守官就显得尸位素餐了。
因此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朝廷颁令：“今后只有经过县、州、路**官府审理而不服者，才允准到登闻鼓院投诉。”
若是牵涉原告的长官、朝廷命官，或呈报机密之事，方许到登闻鼓院递状，应由州县优先裁判的案子则不予受理。另据大宋刑律，击登闻鼓诉事若不实，将判80杖的肉刑。
在登闻鼓院守待并不能当场面见皇上，那些心急的人转而挡拦皇帝的车队，直接申诉。
皇帝对上访者的态度相对宽大为怀，因为他们能从中获知今下的民情，真遇上违规诉冤的人，皇帝通常也会法外开恩。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宋真宗的车队遭到上访群众的拦截。真宗念其情可悯，下令从轻处罚。
这并不是宋真宗和他们初次打交道，早在景德四年（1007年）已和他们“狭路相逢”。真宗并未动怒，只是稍感无奈：“开广言路，理国所先，而近日尤多烦紊。车驾每出，词状纷纭，泊至披详，无可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