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论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后世的角度看，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上的争论，而是牵扯到在那个时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信仰。
也可以说是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来改造社会。
这一论战吸引了大部分的学者参与其中，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根基，又有来自西方的科学观念，形成了一种思想风潮。
科学派认为在极度缺乏近代科学理性的中国，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并在这种基础上确立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绝对必要的。
玄学派在中国必须改造、必须进步、需要近代科技、需要富国强兵等认识方面并没有提出异议。
他们倾向于在这之前更需要一种合乎中国国情的价值观的确立，以指导和规范这种近代化的社会转型。
陈独绣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科学派和玄学派都是唯心主义。
各方几乎无法沟通，论战变成了混战。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之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收入二十九篇论战文章，分别请陈独绣和胡拾作序。
陈独绣的序言把论战中各家的观点逐一点评批驳。
胡拾看罢，也写了序言，开始批驳陈独绣的论点，陈独绣不满意，又开始批评胡拾。
由此可见，当时论战的激烈程度。
当初，陈独绣、胡拾和鲁讯编辑《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化的浪潮，如今，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很多人从亲密的战友变得形同陌路。
这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这个问题在上海的林子轩也没能躲得过去，在上海大学上课的时候被学生问了出来。
说实话，他对这种争论没什么兴趣，便直接告诉学生，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等哪一天想明白了再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