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蔡元赔一直没有放弃索引派。
索隐派是红学中的猜谜派、秘史派。
以索隐、秘史本位否定文学、历史本位，透过字面，运用谐音、拆字、藏头、谜语、谶纬等文字游戏，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附会《红楼梦》。
从而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编造各种秘史。
鲁讯的评语是：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
比如，蔡元赔在《石头记索隐》中就认为贾宝玉，即传国玉玺之义也，乃影射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礽。
在这个年代，这类宫闱秘史的说法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把《红楼梦》和清朝皇室联系起来，最终得出了《红楼梦》是一本政治小说的结论。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时提出“反对满清”的**还未退去，人们大多怀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因此《石头记索隐》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
一时间，蔡元赔成为索引派的集大成者。
1921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他的上司蔡元赔。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元赔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方法，认为校长和他的“亲友团”走错了路。
由此开始了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
在这段时间里，胡拾为了树立考据派的地位，曾四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部书，就在他心灰意冷近乎绝望之时，蔡元赔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从此，胡拾建立了《红楼梦》的考据派。
此外，还有评论派和创作派。
鲁讯就属于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对《红楼梦》的杂论。
他认为红学贯串了两条红线：一是方法上坚持文学欣赏，否定考证、索隐、探佚；二是内容上坚持“人情说”，否定“自传说”、“秘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