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国之柱石。
这句话在松阳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陈衡也好，楚芒也罢，在他们抵达松阳县之前，绝然想不到，会有一帮人依靠商贾之力压制县令控制一县之地！
根据调查组得到的信息，松阳县的变化开始于兴国二年。
兴国二年，处州刺史病故，张泽琼接掌处州担任知州事，松阳令田文信调入州衙，刘士达外放出京接任松阳令。
张泽琼到任后，州衙出台了一项政令，要求州内各地全面改革过路税，由原先的价格判定改为路程和重量判定。
不过要先按照出界的最远路程预先交税，抵达目的地后凭借出发地公文及交税单据退税。
他的目的如何先不去探讨，单就效果来说，运输贩卖高价值商品更加划算。
在松阳的刘士达跟进迅速，他直接要求所有商队，在进入县界后必须主动找到县衙设立的关卡登记盖戳，之后每到一个村镇或者驿馆关卡都得盖戳。
每一次盖戳都会计算商队从上一个盖戳地到这一个盖戳地的时间是不是在正常区间，一旦超出，立刻重罚。发现一个戳都没有的，也是重罚。
其后看各处驿馆因此开发了一项“收费盖戳”的业务，又杀鸡儆猴罢免马鞍山驿驿长，提拔因伤退伍的戴宝生为新驿长，借机加强对各地驿馆的控制。
县里收入增加，上交州衙的税银自然变多，刘士达成了张泽琼眼前的红人。
不过他在松阳收拢权力的做法得罪了前任松阳令田文信。
刘士达贯彻既然得罪了那就得罪到底的思想，除了在松阳排挤田文信故旧，还联络州衙官吏针对田文信。
这一切在兴国三年年底达到顶峰，田文信在州衙几乎发不出声音，刘士达抓住机会推动罢免主簿吕胜军，田文信一点忙都帮不上。
等翻过年，刘士达开始规划城池改造，同时准备调动县内胥吏，免得他们在同一处待时间长了就耍小动作欺上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