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左掖门旁边的太府寺，齐莹召集一干官吏，讲明陈孚在太府寺内只涉纸钞事，任何人若横生枝节，不要怪他齐莹不庇护下属。
随后，各自散去，陈孚被下属带着进了钱钞署。
他这次被任命为太府丞，之前并没有太府丞去职，故而太府卿齐莹将在钱钞署内给他安排了一个办公地点。
位置稍稍有点偏，但内外布置都换了新的。
太府不缺钱，陈孚身份不一般，哪怕想把他同太府官员隔开，也要客客气气恭恭敬敬。
陈孚恍若未觉般走进屋内，站在书桌前转身看向跟着进屋的钱钞署令丞们，脸上带着客气的笑容：“有劳高署令先把前些年发行纸钞的记录和太府存银数送来。”
……
五月份影响最大的事件是陈梁王在开封举办的晒书之会。
晒书之会从五月初一开始，一直持续到初十，近万名士子参与，超过十万百姓围观。
一开始是奉贤馆诸学士展示《四书集注》，并就其中注解同鸿儒辩论。
到端午那天，陈佑在奉贤馆讲学，以“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意”为始，谈及注解四书的缘由。
其后五天，陈佑开篇的那两句话，以及他其后提到的两个问题——为何而言、为何而行——成为士子百姓们讨论的热点。
持续十数年的扫盲运动在这个时候显现出它的效果，各类私报将士子们的讨论扩散开来，奉贤馆每日一出的会报更是牢牢把握陈梁王的讲话主旨，将讨论的风向往“民为邦本”和“国将兴听于民”上引导。
晒书之会结束后，没了奉贤馆的引导，这样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联系到现实。
兴国之政和盛德之政，以及更久远一点，兴国前的政策也被拎出来做对比。
纷纷扰扰中，五月底，太府寺丞陈孚终于和各大商行谈好了纸钞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