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前，有新学。《三经新义》、《字说》，都是要为儒家治道奠定理论基础。
为什么必须有学问基础才好变法？因为变法就是变动利益，而人们对利益变动的反应最好要有关于道德方面的引导或约束。
这就是现在杨廷和最关心的人理方面的问题。
要把新法的“人理”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定义好新法局面下的善与恶，还要让尽可多的人认可、赞同。
现在，他们都思索着朱厚熜所说的实践一说。
天理、物理、人理只是概念，而实践一词……
他们看向了皇帝，杨廷和问道：“陛下之意，实践乃是亘古不变之道理？一切学问自实践而来，实践不止，故而学问常新。学问既新，知行要合一，故而法实应常变？”
朱厚熜感慨着毕竟是大明最顶尖的一批聪明人，很快就能从这些新概念里发现对他们当前变法最有利的依据。
他点了点头：“自是此理。譬如国初，其时状况是人丁凋零、赋税不足，故而当时行军屯卫所之制。如今大明人丁早已倍于国初，赋税其实亦可倍之甚至更多。状况已经发生改变，符合国初的制度，不见得能符合如今了。”
对于朱家后面的皇帝来说，祖制不容轻动也是一个约束。
现在朱厚熜同样需要一个理论依据，他接着说道：“法虽不能轻变，也不能不变。哪怕是如今朕与卿等商议之新法，其中也或有不符合当前物理、人理之处。实践之要义，在于周全思虑后，实践而观其成效，有了新知再改进。”
“陛下，这其中政之善恶，如何令天下人明之？”杨廷和又追问他最关心的。
就算变法有理论依据，但变法过程毕竟会损害许多人已经得到的利益。说是善政恶政，其实是天下官绅心中的善恶。
“人理有一己之私，也有天下之公。”朱厚熜对这些问题一直就在思考，“理学之灭人欲，便是欲得天下公义之天理。天理循环，人理若违背了这天下公义之天理，自是常有改朝换代之事。届时，旧朝官绅又能十中存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