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政治，其本身是一种互生关系。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就是政治关系，是对支援进行分配的一种重要活动。
科学是对技术生产升级的刚需，而科学需要资源提供。
在这样的关系下，政治与科学成为了一种共生关系，相互依赖，但也会有着矛盾。
其本质，都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互相依靠。
在1917年，马克思·韦伯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中，做了一个叫做《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
他认为，科学家不能给政治家如何行动做指导，而政治家也不应该为科学制定指导方针。
在这样的观点下，涌现出了各种思潮，并分成了两个方面。
一方面‘科学是政治的’，此处引用兹纳涅茨基对知识人的分类，即技术顾问、为政治倾向提供辩护的哲人、学者、知识的创造者。
另外一方面‘政治是科学的’，是以政治为科学实践作为基础，以此来进行科学验证。
但如果通过这两点进行结合，就能得出一个推论，科学家个体容易倾向于，为该国家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并且愿意在国家政治文化的框架下进行着自己的工作。
最典型的，莫过于纳粹德国时期的环保主义者，他们在纳粹主义下，为纳粹德国的入侵进行辩护。
后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其环保主义者也同样是在该国的政治框架下进行社会运动，批判震旦的环保工作。
说到底，现代政治与现代科学，是共享着一套哲学基础。
然而，负责管理国家的是人，而人的变数是最大的。
当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产生意识形态之争时，双方的科学家，自然也会被卷入其中。
这一次也不例外。
在听见朗道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时，玛利亚立马意识到，这将会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意识形态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