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戴笠虽然在复兴社大楼里见到了路鸣，却感觉很难开口，他还没想好怎么说服路鸣接受委座的命令，如果说服不得当，很可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路鸣只是跟他打声招呼就去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此刻心情很不错，不想再被戴笠搅乱了心绪。
弗兰克老师给路鸣回了电报，说是已经说服国务卿向日本政府施压，不过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要和英国政府一同行动，也就在这几天。
《华盛顿邮报》也发来一份简短的电报，表示支持本报特约记者路鸣揭露日本特务在中国上海的犯罪行径，文章将于后天全文刊发。
这几乎是双管齐下，日本人能扛得住吗？
路鸣相信，只要英美政府出面，英美媒体发声，哪怕是天大的事日本政府也得从命，更不用说释放一个无辜的中国公民。
整个上午，他都在处理复兴社的报表。这些日子他一直忙于查案，桌子上堆满了需要他处理的财务报表。
快到中午时，安恭根忽然来了，小声对路鸣说道：“上午戴笠又去见日本人了，很可能有什么阴谋勾当，你要小心一些。”
路鸣一听就明白了七八分，看来戴笠还是不死心，想要跟日本人谈判放人，至于放人的条件就是昨天说的，中方承认宁馨儿是罪犯，然后日方将人移交给中国警方处置。
他冷笑道：“不是我要小心些，而是他要小心了，国贼的罪名会让他终生抬不起头来。”
“另外常贵樱子和川木凛死了。”安恭根叹息一声。
“啊，怎么死的，不是放他们回家了吗？”路鸣吃了一惊。
“他们回去后就自杀了，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安恭根十分了解日本人的习性，淡淡说道。
路鸣只好叹息一声，他无法评价这是日本人人性的闪光点，还是人性的劣根性，反正他是无法接受这种极端的生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