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组织当然有枪，而且有许多枪，他们为了在上海搞武装暴动，囤积了许多枪支弹药，大都是步枪和手枪，还有一些手榴弹。
但现在还处在大搜捕的阴影之中，联系地下党组织有一定的难度。
董先生去了一个紧急无人联络点，留下求助信息，要求对方提供步枪和手榴弹，最好能有一辆车，而且言明用后就会销毁。
留下信息后，董先生就回去了，接下来只有在家里坐等消息。
宁馨儿被释放后，日本人对军火失窃案的追究自然也就无疾而终，所谓中日联手反共抗共的协作也就没有了下文。
戴笠依然留在上海，他现在的主要精力已经不是清查路鸣了，而是在清理地下党上海市工委这桩案子，看看能不能再挖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案子毕竟是他带人破获的，他当然也得给这个案子做一个终结，可惜除了侯亮叛变，几个基层领导人招供外，上海市工委的主要领导人全都扛住了酷刑，没有招供。
市工委几个主要领导都是外地来的，在上海没有家人，也查不出他们的原籍在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所以对付侯亮的那一套不适用了。
“长官，干脆把他们都枪毙了算了，这些人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顽固不化。”翁百龄气急败坏地对戴笠说道。
这些天，翁百龄一直在主持审讯，把所有的酷刑都用上了，却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整天看着血肉横飞、听着惨叫不绝，再邪恶的人心里也会产生阴影，翁百龄这几天睡觉时经常做噩梦，不断被幽冥和凄厉的哭叫声惊醒。
其实用酷刑折磨人并不是一件快慰的事，在折磨人的同时，自己也在忍受着折磨。
翁百龄总感觉一个人睡不着觉，每天都得有宋含玉陪着，倒不是想发泄，而是恐惧和孤单正在侵袭着他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