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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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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师长阚大门离开之后,就开始分兵。接兵的干部们乱作一团,将已经捆扎成包的我们的档案又重新解开,分到几个人的手里,然后轮流地在新兵堆里窜来窜去,按照阚师长的标准捕捉目标,而且剔除了罗圈腿和短脖子,还有两个本来已经选上了,但是因为讲话时露出牙花子,显得嘴巴太大,所以又被重新赶回到大队人马当中。

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比较和调整,共挑选出了二十一个新兵,由李连长指挥,脱离了新兵大队,单独集中在人群的东边。我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也在其中,但我预感到是有幸的。因为我发现按照阚师长的标准提前挑出来的新兵,除了徐敬爱和另一个名叫傅广征的河南兵看着不太顺眼以外,其他的人要么高大魁梧,要么英俊潇洒。阚师长命令把这样的人集中在一起,明显不是坏事。

在此之前,当陆军是我们在路上就知道的,那时候心里有点打鼓,不知道陆军好不好。我在火车上认识了湖北兵武晓庆,这伙计最害怕当炮兵,而且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我们这批新兵当的是炮兵。在火车上他就嘟囔过,说这回倒了霉了,当炮兵要扛炮扛炮弹,那么大的铁家伙,以后落在我们的肩膀上,不死也得脱层皮。

武晓庆说这话的时候我有点麻木不仁。我在穿上军装的那天起就知道,当兵可不是好玩的,管他当什么兵,肯定是要吃苦的。我抱定的原则,第一是听天由命,第二是逆来顺受,第三是见机行事。所以说那一路上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既不像武晓庆那样老是忧心忡忡,也不像胡林昶那样疑神疑鬼,更不像徐敬爱那样主动巴结李连长。这不是说我有多高的觉悟,因为我觉得在路上一切都不明朗,想得太多一点用处也没有。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那批兵,尤其是那些特别机灵的,特别有心眼的,特别工于心计的,多数没有太大的出息。譬如说徐敬爱吧,为了当技术兵,在新兵训练的时候他就开始主动接近领导,拼命地打扫卫生,为了对付紧急集合,半夜不睡觉起来打背包;想学开车,操心操得夜里说梦话。他能学开车当司机确实是他呕心沥血换取领导好感的结果。可是,三十年后,我探亲回家,早已转业在家乡并且当了县委副书记的张海涛组织老战友吃饭,这伙计听说后,连夜开着他的那辆早已超龄的破卡车,装了一车白菜跑上海去了。我回去几次都没有见到他,据说他有自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