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根本不相信妻子不忠，你怎么又会因为这个原因去杀害钱教授。”
“那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原因，我又有什么理由去谋杀他呢，我总得跟你讲出一个理由，不然你们怎么能定够定罪呢，怎么能够让这个案子前后一致呢，对不对，警察老爷。”罗迅干脆挑衅起来。
朱警官站起身来，走到郝涛身边，翻看起前面的记录，这样，讯问自然而然暂停了。朱警官又低声跟郝涛嘀咕着什么，还干笑了两声，仿佛在这间本有三个人的审讯室里，另一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罗迅渐渐不作声了。
朱警官重新坐回自己的椅子，像拉家常一般摆摆手：“对了，刚才讲到哪儿来着，罗老师，你说，你得有一个理由……”
“我没有理由，”罗迅垂下头，“我确实没有理由，但你们有已经有事实证明，我杀了他，而且，我还知道是怎样杀了他，清清楚楚地知道。”
这是一个奇怪的答案，奇怪的招供，其中的逻辑是荒唐的，如果还有逻辑的话。可能从某一个时刻起，这场预审就变得有些荒唐。
朱警官刚才翻看了记录，郝涛一边记录着，一边想，任何一个人看着这样的内容，都会完全看不懂，可能连他和朱队事后看，都会不懂。
讯问在即将告一段落之前，仍在继续。朱警官重复了前面的问题。
“那么，你到底信不信任你的妻子。”
“我说了，信任，”罗迅说，“我知道你们和莫晓晓……你们盼着我说我因为怀疑妻子的不忠而起意杀人，但我就是没有怀疑，我没有一时一刻怀疑过孙艾，她不是那样的人。我愿意承认我谋杀了钱良毅教授，但我没有不相信我的妻子，我不愿意重复了。我承认我是凶手，定我的罪吧，难道还不够吗？”
这是一个奇怪的局面。罪案的审理讲究证据，但有时候也会出现证据链之外的一些不明地带，这些地带的重要性有时会高于表面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