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新阮为了集中力量对抗旧阮，便大开门路，招募华南中国人西进参战，正好这时华南诸省各有不少渔民生计困苦，不堪安于本业，于是不少中国渔民也铤而走险，到西山阮氏旗下做了雇佣军，同时在南海之上也一直做着劫掠船只的勾当。这样他们一方面在安南内战中发了战争财，得以用安南官爵招揽部众，一方面本来身份只是海盗，在旧阮那里走私法式枪炮，也没有多少限制。凭借这番左右逢源，一批海寇迅速崛起，即便清政府招安了其中一些帮会，也一样于事无补。
此时的欧洲，同样在经历由古代世界到近代世界的关键转折，之前的嘉庆三年，法国军官拿破仑南征埃及，建立了巨大声望。也正是阮元与那彦成这番对话后一个月，拿破仑北上发动雾月政变，夺取了法国军政大权。同时，欧洲其他君主制国家组成的第二次反法同盟，也在这一年达到**。东南亚的法国军官大多是传统保皇派，自然希望通过扶持旧阮，在安南和法属印度重振声威，与反法同盟一道反击法兰西共和国，迎回王室。所以在训练旧阮军队、提供武器帮助方面，他们也花费了不少心力。然而对于南海海盗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走私火炮之举，他们也索性听之任之。
由于得知南海多有海盗猖獗，部分唯利是图的欧洲商人也借用租住澳门这一踏板，在此时走私火炮给海盗。有了法国和葡萄牙的炮械相助，海盗们也有了与清朝海防对抗的勇气。一时间沿海闽浙粤府县，频繁遭到海盗袭击，三省水师虽疲于奔命，却收效甚微。不少海盗甚至组织起了庞大的海上帮会，一时闽粤两地的海盗竟多达数万人，即便沿海各镇水师加在一起，也不如海盗数量庞大。
对于海盗声势浩大，甚至无论人数船只，都已经在与朝廷的对抗中占到上风之事，阮元也有耳闻。这时想起自己督学之际，沿海百姓四散奔逃，躲避海盗之苦，也不禁连声叹气，一时竟也寻思不出什么好办法。毕竟自己为官十年，不是做翰林，就是做学官，或者主持礼部丧仪之事，这些事务与防范海盗之事似乎相距甚远，或者说并无任何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