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川楚战事，不过一时，但运河漕务，却是我大清之根本。”戴衢亨道：“庆中堂之言确也有理，可眼下盗贼频生，其中因由之一，便是官府吏员、沿漕水手这些依赖朝廷岁入而生之人，近年来日渐困顿，其中心术不正者，便铤而走险，与盗匪相勾结。若是水手薪资足备，再加以严办，臣相信沿漕上下，水手得以自持，奸吏亦不致从中取利，对朝廷防范贼盗，实乃有利无害之事。至于开支，眼下虽然战事紧张，尚需开销，可若是来年、后年，战事得以平定，朝廷不就有多余的岁入可以支给旗丁水手了吗？是以依臣之见，不如这两年将不急庶务裁抑一些，省出些开支接济他们，待战事平定，亏空得补，这多出来的十万两开销，也就不成问题了。”
“戴衢亨所言有理，既然眼下朝廷亏空日甚，朕自然也不能动用其他开销。正好这两年依高宗皇帝旧例，朕不宜摆驾圆明园，亦不当前往避暑山庄，那这两笔开支省下来，也足够一时之用了。”嘉庆斟酌利弊，最后还是同意了戴衢亨的建议。但即便如此，嘉庆却另有想法，又道：“传旨，自嘉庆五年起，沿漕水手如有自杭州运粮至京城者，一人给银三两，头舵水手，依例递增，其余地区，依水程酌减，水程最少者，给银不得少于二两。不用铜钱，一律支给现银。若如此，江浙漕务之弊自当有所改善了，你等下去拟旨吧。”
嘉庆之念，便是水手增薪之事，即便是阮元提出建议，最后的规划，具体的银钱数额，都要由自己决定。这样才能保证天恩出于上意，杜绝臣下借此邀功，收买人心。至于增薪之数，大体在十万两上下，庆桂与戴衢亨先前各有建议，这时见嘉庆折中裁断，也没有其他意见，便即跪安拟旨去了。漕务得以改善，对于阮元而言自然也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