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太傅，国朝科试，四书主程朱章句，可并非凡事皆要唯程朱之念是从的意思。先前科试，考生讲论经术，多有兼采国朝松崖、东原诸前辈之意者，也往往可以得到取录。我初迎乡试，座师文正公便以慎修先生《乡党图考》为本，凡‘过位’之语能得慎修先生之意者，悉予取录，为何曹太傅主持会试，竟要对程朱之意如此苛刻呢？”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唯主程朱的观点，便即以自己实际遭遇为例，向曹振镛反驳道。
“阮中堂，要不咱们再看这一句吧。”曹振镛却也没有直接与阮元辩驳，而是打开了第二场的一张试卷，向阮元问道：“你且看这一句‘满盛不仕，故非谓管仲之器小’，此人之言，与《论语》之意大有不合，《论语》言及：管仲之器小哉，此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说管仲并非器小之人。举子应考，《四书》自当倒背如流，可他偏偏在这定论之上胡言乱语，这不是荒诞，又是什么呢？”
“曹太傅，若是只看《论语》之人，自然可以说管仲器小乃是至论。可如今博学之人，天下间并不少，读书人也应该知道，管仲自己便即留下一部著作，即是《管子》啊？”阮元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也不陌生，便即引经据典，向曹振镛驳道：“读书人往往认为，管仲骄奢，是以器小。却鲜有人知，骄矜自满，本就是管仲生前之大忌！《管子.枢言》有云：‘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重令》云：‘地大国富，人众兵强，然而与危亡为邻矣。’《白心》云：‘满盛之国，不可以仕任’，《枢言》又云：‘人之失也，以其所长’，此数语俱可言明，骄矜自满之害，管仲实非不知，可管仲犹有奢侈之举，这便是为了让外人清楚，齐国尚有不足之处。若是管仲严守操行，其人完美无瑕，那外人言及管仲，言及齐国，就只会留下盛赞之语，却无忧虑之念。若是管仲和齐国，都再无一人言及其弊病，那其人其国，才是衰亡无日！管仲骄奢，正是为了让世人有所进取，后人不读《管子》，故而误解了管仲，可如今国朝经学昌明，难道我们还要囿守旧论，苛求管仲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