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各界团体组织了个“和平保乡会”，军方大部分将领都参加了。二十九日夜晚开会迎接解放的诸多事宜。
大家推举警备司令赵毅为代表前往解放军那里洽商沈阳总体起义的细节；推举赵镇藩对沈阳各种部队负总责。
对周福成的顽固不化，大家深感伤脑筋，担心他会起坏作用。有人主张将他杀掉。赵镇藩坚决不同意，说：
“他统率五十三军多年，裙带关系不少，一多半已经赞同起义了。如果杀他，会引起祸端，对起义不利！大家放心，我有办法使他不起作用的！”
大家都说那当然更好了。
散会后，赵镇藩到兵团部找周福成。从办公室找到会客室，没人。又找到卧室，也没人。只有兵团部几个人在争相传阅一封什么信。
见他进来，卞世宁参谋将信递过去，解释道：
“副军长，司令官走了，给你留下了这封信。”
信很短，上面写着：“国屏弟：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请你善其后吧。我走了。周福成即晚。”
赵镇藩问大家，走了好久，是军服还是便服，有谁跟随护卫。
大家七嘴八舌说走了一个多小时，化装成商人，梅丰年跟随他。梅丰年是兵团部副官长。
接近零点的时候，王理寰打电话给赵镇藩，说解放军要求他的一三〇师回戈指向西南方向的青年军二〇七师，从侧面协同进攻。他说他没有照办，理由是集结困难。
赵镇藩惋惜地说：“人家几十万大军攻城，你以为真的就稀罕你区区一个师帮忙呀？这是一个政治测验！你没有照办，是错了！”
“确实是部队分散，想照办也来不及！”王理寰讪讪地说。
十月三十日上午，赵镇藩得到报告，青年军二〇七师向五十三军阵地方向布防。
赵镇藩给二〇七师师长戴朴打电话，请他到兵团部来研究一下目前情况和对策。戴朴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