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形成过程，无论是决断、决裂、会盟，还是背叛，都免不了萌发、酝酿、发酵、成熟（或者叫形成）等一系列过程。当孟淑贤惊闻其父被山东根据地人民诛杀的消息之初，她一门心思就是复仇。那时充斥她脑子的只有血海深仇，尚未形成经过思维过滤以后的理智性物质。既然无法找到对父亲具体“施暴”的那些穷棒子，她就只有把仇怨对准给穷棒子撑腰的华东共产党和共军的首脑饶漱石、粟裕了。于是她参加了一次对粟裕的行刺。不料除了制造了一些小小的骚乱，他们连粟裕本人也没见到过。不久就在距离华野司令部尚有三十多公里的地方被识破了。行刺小组十人，只有她和组长侥幸逃脱。事后她被送进了保密局在南京郊区的一个训练班。在教官的训诲下，她的复仇意识经历了发酵阶段，继而达到成熟。认识到最好的报仇不是袭击某一个共产党人，而是彻底扑灭共产主义这一挑战自由世界价值观的瘟疫。认识上的升华甚至还唤醒了她认为值得怀疑的记忆。抗战胜利以后，她送父亲及其率领的还乡团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船，偶然窥见在参谋总部见到过的一位少将身着便装出现在那里，更奇怪的是此人竟钻进了解根柱的游艇。现在想来，一定是潜伏在参谋总部的共谍。不然怎么会以那样的诡秘方式与解根柱会见？她不知道这个人的姓名和职务，但记得他的相貌。她决定去找总长办公厅的劳春亮科长，揭发这个极有可能是共谍的少将。
她向训练班的教官请了一天的假，就到南京去了。
她持过去的工作证，应付了门岗，进了参谋总部大门。
不巧，劳春亮跟随总长和厅长到徐州去了。
总长办公厅只有劳科长了解她的情况，也有责任接受她的相关呈报；厅长钱卓伦倒是知情，但别说现时带着劳春亮跟随总长去了徐州，即使在家，没有劳春亮传禀，她也是见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