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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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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年底,应该在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高中、初中学生全部毕业,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老三届”。

对当时的毕业生来说,毕业以后的分配是个犯不上考虑的问题,因为党已经替你考虑好了,除了少数人应征入伍外,还有极少数人由于身体原因或家庭有特殊困难被照顾留城分配工作,其余95%以上的人作为“知青”被送到边疆的军垦农场或边远山区去插队。

1968年的征兵开始了,各学校的征兵体检处门前都排了长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征兵历史上,这一年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因为前一年,也就是196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征兵的年头儿。到了1968年,由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战争的威胁,对国防工作作了一系列调整,其中扩充武装部队是一项重要措施。因此,1968年年底,军队补充了大批新兵,从此中国军队的兵员总数达到了500万人,现役军人的总数为世界第一。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都没有接到体检通知,因为他们所在学校的政工部门认为他们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可能通过入伍政审,既然如此就不必参加体检了,反正去插队是不需要检查身体的。

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郑桐倒是无所谓,他本来也没作此打算。

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早年留学美国,美国人都很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关自己的事也要跳出来发表意见,生怕别人忘了他。郑天宇也受了这种影响,回国后又不知道改改,所以总是不招领导待见,一来运动就把他拎出来受受教育,得写几份检查才能过关。好在知识分子写检查不费劲。不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倒没碰到郑天宇,这不是因为郑天宇长了记性,而是老天保佑他,本来他已经精心准备了发言稿,打算在第二天的会上向党提点儿意见,谁知当天晚上多喝了二两酒,造成胃穿孔被送进医院抢救,等他病好了出院时,右派们已经自杀的自杀,劳改的劳改了。郑天宇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偷偷把发言稿烧了,从此夹起尾巴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