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几次出入长安城，李昀更加知道了安静日子的可贵，他最终发现之前自己非得把倭国灭了，非常有可能是自己从前世带过来的情绪。
在前世，你要是问一个华夏儿女自己最痛恨的国家是哪一个，那肯定绝大部分人说出来的都会是倭国，所以李昀才要在这个时代给华夏找回一个公道的，而这个公道找回来了之后，李昀觉得自己压根就没有什么心思再去其他的地方征伐。
他觉得大唐的百姓们的确是应该过上一些个安稳的日子了，自己也应该过上一些个安稳的日子了。
在他回到了太原府之后的一段时间，还是时不常的就能听到一点刘晏的新政，其中比较知名的一个，就是李昀之前稍微给刘晏透漏了一点的两税法。
其实这两税法本来就是大唐的一个政策，在李昀看来，这个政策那的确是个好政策，但是当年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大唐已经快要到了不行的时候了出台的，算是个生不逢时的政策，虽说也让大唐短暂的变好了那么几天，但是最终还是治标不治本。
其实之前李昀就已经提出来了一些个跟这个有关的政策，算是为这真正的两税法的实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且河东道上一直都是按照两税法的情况去实施的。
从大唐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税收政策就一直存在这一些问题的。
一开始大唐是沿用了北魏的租调制，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但是这个有年龄限制，五十岁才可以纳绢代役，不到五十岁的话，该服徭役你还得去。唐朝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谷物叫租，绢和布叫调，服徭役的期限内如果想不去服役的，用纳绢或布代役叫庸。
唐朝的庸不再有五十岁的年龄限制，甭管多大的人，只要不想去服徭役，都可以纳绢代役。本来，在农忙季节如果大规模征发徭役，就没有人种地，会误了农时，现在不愿意去的人可以纳绢代役，留着劳动力去种地，多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