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在高拱的朝房里与他面对面而坐了，一旦坐下，时而感到局促，时而又感到亲切。但私下直面高拱，他心里总是忐忑，竟至额头上冒出汗珠。几次想走，又怕高拱不悦，越发如坐针毡了。高拱却是想和张居正交心一叙的。他把《少师首相新郑高公六十寿序合辑》向外推了推，道：“叔大，这里的文章，你都看过吗？”
“看过，颂玄翁伟功，祈玄翁寿无涯！”张居正答。
“我不这么看。”高拱面色严峻地说，他拿起文集，翻开，“申时行说自我受命以来，海内易听改观，中外百司相劝，在位蒸蒸，臻于治理；张四维说这二年因我一切与之改弦更始，海内大小官吏兢兢修实，不敢作诳语，民无官扰，得安心田亩；叔大则言海内乂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他把文集合上，“可在我看来，目下污习未殄，吏治不兴，民穷如故，每一思之，不觉汗颜！”
张居正“嘿嘿”一笑：“玄翁过谦了。”
“我着急啊叔大！”高拱蓦地起身，侧过脸去，微微仰头，眼睛不住地眨着，良久，转过脸来，幽幽地说，“叔大是知道的，这二年来，高某实夙夜尽瘁，不敢自有其身。”
“为国辛劳如玄翁者，古往今来，实属罕见！”张居正拱手道。
“孔子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以至圣之才，当一诸侯国之任，尚需三年，况粗陋如我者，而又当天下之任！”他掀起白须，“叔大，为兄老矣！之所以求治如此之急者，盖因国家积弊已久，改革之务甚钜！可惜岁月易逝，我已年老，故每自惜桑榆之景，勉效犬马之忠，诚欲先立规模，见其大意，而后乃徐收其效。”
“立规模？”张居正心里说，“国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还要你来立规模？不就是无视祖制，标新立异、改弦易辙吗！”他瞟了一眼高拱的银须，“至于要整顿积弊，你老了，有我在嘛！只要效法太祖高皇帝，革除积弊，易如反掌，无需像你老这般折腾！”心里这么想，嘴上却说：“玄翁，今上春秋正盛，对玄翁眷倚非常，玄翁自可从容做十年、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