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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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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的时候,咸亨洋行跑路,自嘉永三年(1850年)开始与幕府进行的密贸易由此中止。

因为之前毫无预兆,所以幕府中枢闻讯后异常震惊。

经过勘定所、长崎奉行所和目付所共同努力,在折腾了约一个半月后,这才发现此事早有征兆:

第一,咸亨洋行的人员早就开始撤离,但幕府居然迟钝地对此毫无警惕。

于嘉永七年(1854年)成立的对马水军传习所中,本来有八名西洋水军教授,都来自咸亨洋行。但安政四年(1857年),幕府在江户开办筑地军舰教授所,裁撤对马水军传习所,这八名洋人就离开扶桑了。

同时,本来韭山炼铁所还有一些西洋技工,也是咸亨洋行提供的,但后来也都走了,时间同样在安政四年。

至于经商的人员,因为咸亨洋行做的是密贸易,因此采购、销售都委托给长崎奉行所,只在对马岛有3个常驻人员。可这些人这次也以探亲的名义一起随商船溜了。

现在看,一个人都不留,当然是极其可疑。

可之前两边亲密无间、如胶如漆,谁能想到咸亨洋行突然撤走呢?对此,幕府严加惩处了监管的人员,可依然与事无补。

另一个征兆就是双方交易商品种类的变化。

本来,咸亨洋行在输入书籍、报刊、机械、军械之余,也会输入一些布匹和其它兰物。但自从安政二年(1855年)开始“以扶桑金易海外银”后,这些普通货物的份额就逐步降低。

按理说,交易额下降是贸易中断的明显征兆,可因为双方金银兑换的数目逐年增加,居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表面看贸易额是上升的。

其实,也不是没有人提前察觉危险。

小栗忠顺在长崎奉行任上时,鉴于咸亨洋行的重要性,他就曾向江户提出过多次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