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之后,天下太平,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他的身体虚弱,每况愈下。
这也是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的原因。
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
“万历三大征”期间,边疆大事的处理,就已经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
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同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陛下日夜纵饮作乐”。
此后,大臣们为争立皇太子,朝廷上演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
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朱翊钧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
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
过程很简单,就是张差拿着木棍,冲进宫里去打皇太子。
他的行为,当然是不能得逞的,问题是,他是怎么冲进皇宫的?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皇太子以为“必有主使”,奏请严查。
他所说的主使之人,矛头指向了郑贵妃。
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
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