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几日，朝廷下发文告，文告曰：今樊於期者，妄行欺君，逃匿于外，为正法纪，已夷其三族。有得樊於期首者，赐金千斤，食邑万户。
果然并未说明是何原因。离轩曾私下问李斯何至于此，李斯也莫名其妙。李斯曾向秦王言，如无其获罪之行，而大索于天下，于法治有亏。然而秦王大怒，不准李斯等再问。秦王从未对李斯进言发过怒，这是首次对李斯动怒。
读着这份文告，离轩苦笑。仅仅从秦王所给予的赏赐来看，就知樊於期这一次着实把秦王得罪得不轻。赐金千斤也就罢了，而邑万户非同小可，类同封侯，此为相国之遇了。樊於期仅仅是一个高级军官而已，并非重臣，亦非重将，却获此“待遇”，可见其事对秦王而言是何等严重。
樊於期得罪秦王，乃秦史一大谜团。
樊於期获罪于秦王一事，正史仅片言只语，此前并无任何其名记载，只知荆苛刺秦王中得知秦王曾以金千斤、邑万户购其首。可知其人在秦之前并非重臣，也绝非一线将军。而秦王如此之恨，以相国之待遇购其首，则多非因公，而实为私怨。
能与秦王结私怨，则不可能远离秦宗室，因此，作为军人能与宗室接近者，多半为内宫近卫。本书虽为小说家言，但情节推理相对合理，自认虽不一定是真相，但比现存许多猜想更符合历史事实。
如今存世之樊於期故事，全部为假想，没有一个猜测有直接的史料进行佐证。以影响较大的《秦国史》为例，杨宽认为樊於期即秦国大将桓齮，因兵败畏罪潜逃燕国。理由仅是两人读音相近，时代相近。
此推测之谬，实是可笑。司马迁著《史记》时，与其时不过相差百年。以司马迁之慎重，若仅仅是读音相近，绝不至于将一个人写成两个人，起码也要加一句“樊於期者，秦将桓齮也。”此为其一。其二，秦时对战败将领，并无太过责罚。以桓齮为例，肥之战，桓齮为李牧所败，全军覆没，仅数骑逃出，但桓齮并未受罚，反而于次年领兵再攻赵，下数城。因此，纵使桓齮再败，其所受处罚，也绝不至于达到“得祸于秦，父母宗族皆为戮没”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