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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卧薪尝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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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断扩大,沿海人员纷纷内迁,各种思想和意识流派也随之进入内地。不同的政治势力相继登台亮相,使贵阳这座后方山城也变得空前热闹和复杂起来。

以省主席吴鼐臣为代表的中央派系势力进一步加强,沉重打压了以王光华为首的地方军阀势力。后者并不甘心失败,除了努力加强己方势力对省城贵阳的控制,还积极转变策略,企图通过光灿企业公司,把触角和影响力向地方延伸。这严重影响了中央派系势力在黔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国共合作的政治形势,让共产党的活动变得合法化,除了第十八集团军驻贵阳代表,延安方面已经知会省政府,将把原来从贵阳撤出去的干部派回,重建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贵州共产党活动的领导,积极宣传抗日新主张。

延安方面的这一要求,令吴鼐臣十分头疼。仅一个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就已让贵阳变得复杂化,许多学校、文艺团体或多或少都受到他们的影响与控制。

由于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在抗战策略上的失误以及宣传上的被动,国民政府一度被视为对日妥协,受到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批评。尽管蒋委员长后来发表抗日演讲,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人们业已形成的看法。

另外,在东北问题上,蒋介石曾向张学良发布了不抵抗命令,与共产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形成鲜明的对照。抗战开始后,尽管广大爱国将领、国军官兵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抵抗,国民政府也先后组织了一系列大会战、保卫战,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持,掀起了抗战新**。但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国民政府以撤退代替了防守,以避战和保存实力代替了积极寻找歼敌战机。此种战术对于避开日军锋芒,保存国军实力,坚持长期抗战,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避战而不是决战,撤退而不是进攻,对于鼓舞战斗士气,激发民众抗战热情,起到的却是消极作用。更何况在撤退过程中,国军组织混乱,军纪不严明,使一系列有计划的撤退变成了溃败。溃兵沦为土匪,祸乱地方,严重损害了国军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