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断扩大，沿海人员纷纷内迁，各种思想和意识流派也随之进入内地。不同的政治势力相继登台亮相，使贵阳这座后方山城也变得空前热闹和复杂起来。
以省主席吴鼐臣为代表的中央派系势力进一步加强，沉重打压了以王光华为首的地方军阀势力。后者并不甘心失败，除了努力加强己方势力对省城贵阳的控制，还积极转变策略，企图通过光灿企业公司，把触角和影响力向地方延伸。这严重影响了中央派系势力在黔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国共合作的政治形势，让共产党的活动变得合法化，除了第十八集团军驻贵阳代表，延安方面已经知会省政府，将把原来从贵阳撤出去的干部派回，重建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贵州共产党活动的领导，积极宣传抗日新主张。
延安方面的这一要求，令吴鼐臣十分头疼。仅一个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就已让贵阳变得复杂化，许多学校、文艺团体或多或少都受到他们的影响与控制。
由于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在抗战策略上的失误以及宣传上的被动，国民政府一度被视为对日妥协，受到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批评。尽管蒋委员长后来发表抗日演讲，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人们业已形成的看法。
另外，在东北问题上，蒋介石曾向张学良发布了不抵抗命令，与共产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形成鲜明的对照。抗战开始后，尽管广大爱国将领、国军官兵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抵抗，国民政府也先后组织了一系列大会战、保卫战，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持，掀起了抗战新**。但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国民政府以撤退代替了防守，以避战和保存实力代替了积极寻找歼敌战机。此种战术对于避开日军锋芒，保存国军实力，坚持长期抗战，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避战而不是决战，撤退而不是进攻，对于鼓舞战斗士气，激发民众抗战热情，起到的却是消极作用。更何况在撤退过程中，国军组织混乱，军纪不严明，使一系列有计划的撤退变成了溃败。溃兵沦为土匪，祸乱地方，严重损害了国军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