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乌鲁木齐仍然被酷寒笼罩着。街上的白雪覆盖着—层烟尘，千家万户烟囱中冒出的黑烟，同污浊的空气搅在一起，在灰蒙蒙的晨雾中弥漫。躲在云后的太阳迟迟不肯露面，天冷得出奇。
大街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此起彼伏，响彻云天。
路上的行人无精打采地走着，有的用棉帽子的耳扇把耳朵捂得严严实实，他们不想再让歇斯底里的矂音刺激耳膜。
刚刚吃完早饭的任晨，正准备开门上班，房门被“咣当”的一声推开了，任晨躲闪不及，差点被洞开的门扇打在脸上。任晨还没反应过来，两个干部带着战士已经站到面前。
“你被隔离审查了，现在就走！”一个干部瞪着眼睛说。
“哪里批准的？”任晨问。
“我们管不着！”干部回答。
任晨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等在门外的吉普车早已发动，他被推上后排座位。吉普车在飘飘洒洒的飞雪中向乌鲁木齐南山方向疾驶而去。
高庆毅见任晨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被押走，顿时五雷轰顶，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已过而立之年的大女儿和她的弟弟妹妹也被眼前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从任晨被押走那天起，高庆毅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也没有心思照顾子女，从早到晚找人打听：任晨为啥被隔离审查？在什么地方隔离审查？但上级回避不见，下级不知所问，似乎人人都怕受到牵连，高庆毅连续十多天也没有问出个结果。有时她自己一个人关在房子里，回忆同任晨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翻来倒去还是找不出隔离审查任晨的任何理由。冷静了几天，高庆毅渐渐地意识到，可能是任晨那张爱“放炮”的嘴走火了。
高庆毅是延安米脂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时只有14岁，是从子弹缝里钻出来的老党员、老大姐，想到任晨可能是嘴巴惹的祸，心里反倒踏实了。只是带给任晨的衣服够不够？伤腿疼不疼？要不要什么药？她老是放不下心，总想求人让她探视一次，哪怕只看一眼也好，但始终没有得到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