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节，从极端困难中走出来的延安军民，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喜庆中，开展各种各样的喜庆活动。话剧、歌剧、京剧、舞蹈、秧歌、腰鼓、社火，应有尽有，一拨接着一拨，把延河两岸的节日欢乐推向一个又一个**。
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们，穿着肥厚的军装，或陪着妻子，或陪着女友，里三层外三层地踮着脚尖看热闹。有些会蹦会跳的学员，还钻进交际舞场、秧歌队里，兴高采烈地跳着扭着。
晚上8点，两盏汽灯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前高高挂起，躲在云后的月亮掀开纱幔，把光辉洒满党校周围的沟沟峁峁。广场上的拉歌声**迭起，掌声雷动。眼前万众欢腾的局面，星空排山倒海的歌声，是战斗与胜利的喜庆图，是雷鸣与电闪的交响乐。春寒料峭中的延安人，脸上绽放出绚丽的笑容。
谭友林刚扭完秧歌，头上还在冒汗，心底溢出的兴奋，让他一脸愉悦。但眼神中露出的一丝忧郁，却传出了他内心的些许孤独。
看着联欢晚会上出双入对的男男女女，想到同队学员中只有他和另一个人还在放“单飞”，快30岁的谭友林不由得怅然若失。
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的老干部多，女青年少。男女比例1938年前是30∶1，1941年是18∶1，到了1944年也还是8∶1。有人挖苦老干部争着与女青年谈恋爱，是“一个靶子几杆枪”。情况特殊时，还得由组织出面拉郎配。有些被组织介绍给老干部的女青年一肚子牢骚：“在家里是父母包办，到延安是组织包办。解放区的天是男人的天！”牢骚归牢骚，婚姻归婚姻。“先结婚后恋爱”，成为当时延安婚恋的时尚语。
谭友林也处在组织出面找对象的尴尬之中。按照当时不成文的“258团”（25岁、8年党龄、团以上职务）规定，谭友林早已符合结婚条件，但他从不主动和女同志交往。得知俊朗潇洒的谭友林还是单身汉，一些女青年便把这位年轻将领视为心中的白马王子。在有谭友林的集体场合，女青年们眼里射出的灼热目光，像出膛的子弹，让他浑身火辣辣的。有两位漂亮女演员曾想找机会向谭友林示爱，都被谭友林先后婉拒。日子一长，在女青年的追逐目光和窃窃私议中，这位被刘少奇称为“少壮派”，被周恩来称为“娃娃政委”的战将，反倒被人们视为攻不破的“爱情堡垒”，有些尖刻的女青年还把“土包子”、“柳下惠”的帽子戴在谭友林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