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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延安喜逢钱瑛,噩耗让谭友林深陷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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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节,从极端困难中走出来的延安军民,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喜庆中,开展各种各样的喜庆活动。话剧、歌剧、京剧、舞蹈、秧歌、腰鼓、社火,应有尽有,一拨接着一拨,把延河两岸的节日欢乐推向一个又一个**。

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们,穿着肥厚的军装,或陪着妻子,或陪着女友,里三层外三层地踮着脚尖看热闹。有些会蹦会跳的学员,还钻进交际舞场、秧歌队里,兴高采烈地跳着扭着。

晚上8点,两盏汽灯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前高高挂起,躲在云后的月亮掀开纱幔,把光辉洒满党校周围的沟沟峁峁。广场上的拉歌声**迭起,掌声雷动。眼前万众欢腾的局面,星空排山倒海的歌声,是战斗与胜利的喜庆图,是雷鸣与电闪的交响乐。春寒料峭中的延安人,脸上绽放出绚丽的笑容。

谭友林刚扭完秧歌,头上还在冒汗,心底溢出的兴奋,让他一脸愉悦。但眼神中露出的一丝忧郁,却传出了他内心的些许孤独。

看着联欢晚会上出双入对的男男女女,想到同队学员中只有他和另一个人还在放“单飞”,快30岁的谭友林不由得怅然若失。

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的老干部多,女青年少。男女比例1938年前是30∶1,1941年是18∶1,到了1944年也还是8∶1。有人挖苦老干部争着与女青年谈恋爱,是“一个靶子几杆枪”。情况特殊时,还得由组织出面拉郎配。有些被组织介绍给老干部的女青年一肚子牢骚:“在家里是父母包办,到延安是组织包办。解放区的天是男人的天!”牢骚归牢骚,婚姻归婚姻。“先结婚后恋爱”,成为当时延安婚恋的时尚语。

谭友林也处在组织出面找对象的尴尬之中。按照当时不成文的“258团”(25岁、8年党龄、团以上职务)规定,谭友林早已符合结婚条件,但他从不主动和女同志交往。得知俊朗潇洒的谭友林还是单身汉,一些女青年便把这位年轻将领视为心中的白马王子。在有谭友林的集体场合,女青年们眼里射出的灼热目光,像出膛的子弹,让他浑身火辣辣的。有两位漂亮女演员曾想找机会向谭友林示爱,都被谭友林先后婉拒。日子一长,在女青年的追逐目光和窃窃私议中,这位被刘少奇称为“少壮派”,被周恩来称为“娃娃政委”的战将,反倒被人们视为攻不破的“爱情堡垒”,有些尖刻的女青年还把“土包子”、“柳下惠”的帽子戴在谭友林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