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带着，整个朝堂的风气夜有所改变，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商务上的事情，对工商业的发展更为上心了。
最开始的时候，还有些大臣对市贸司可以挂靠在政事堂有所非议，可现在没一个人有这样的非议了。
无他，这样一大笔钱，就算不考虑贪腐等问题，只看事权格局，就不可能放到其他部门。
比如放到户部，那户部的职权只会猛增，带动着整个六部之间的权责再次出现不平衡。
有时候，同一档次的部门之间差距过大，也并不是什么好事，这也是李恪当时要把科举考试从吏部的职权中剥夺出来的原因。
不过多出来这一笔钱，李恪只想把它投入到基层建设中，皇权要是不下乡，那这个朝廷的统治，就如同无根之木。
压根谈不上对国家进行有效统治，好在现在的李恪够强，已经削平了一批士族和乡间豪右了，否则这事做起来会相当难办。
李恪也曾经算过了，如果想要让皇权下乡，每年朝廷大概会增加一千万贯的财政支出。
这样的指出，对于现在的大唐来说并非不可接受，毕竟大唐一年的赋税能达到八千万贯，这还是手工业和商业刚刚开始发展。
随着时间越往后，乡间小吏的俸禄占比只会在大唐的岁收中的比例越来越低。
只要能够尽量维持大唐的税收制度不崩溃，这件事就毫无压力。
类比一下，后世的宋明，那就呵呵了。
皇权被压制的厉害，朝廷压根管不到下面的乡村，至于原因也绝不是因为没有钱。
宋朝大概是因为士大夫力量太强，生怕朝廷剥夺了他们对地方的治权，至于明朝，那纯粹是因为收不上来税。
从一开始，明朝就是一个很穷的王朝，越往后，吏治越败坏，而且士大夫的力量也在不断增长，就更加难以做到这样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