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是转天下午两点发车，我们激动的一夜没睡，我问胖子咱们总共还剩下多少钱，胖子数了数说还剩下一百五，这点钱也就够回来的路费和伙食费。
我一想这不行啊，咱们十几年没回去了，空着两手去见乡亲们，太不合适了，得想办法弄点钱给乡亲们买点礼物才是。
胖子说干脆把我这块玉卖了换个千八百的。
我说你还是留着吧，你他娘的别总惦记着你爹留给你的那点东西，卖出去可就拿不回来了，别到时候把肠子悔青了。
最后我找出了一点值钱的东西，我们身上有块鹰歌牌机械表，是我当上连长时我爹给我买的，属于限量供应的限量版，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在当时市面上能值二百多块钱。我去潘家园把表卖给了大金牙，这孙子什么都收，一听说我们要去内蒙动手，还赞助了我们一百块钱，并约定我们找到的东西，由他来联络买主。
八十年代，三百块钱足够普通家庭过两三个月的奢侈生活，是一笔很可观的钱。用这三百多块钱，我买了不少吃的东西，都是蜜饯、奶糖、罐头、巧克力、茶叶之类的，这些在山里是吃不到的，剩下的钱在黑市全换成了全国粮票。
两天两夜的路程在充满期待的心情中显得有些漫长，到了站之后还要坐一天的拖拉机，然后再进山走一天一夜的山路。
我们俩进山之后走了不到一天就再也走不动了，携带的东西太沉了，每人都要负重一百多斤，我咬咬牙还能坚持，胖子是真不行了，坐在大树底下喘着粗气，连话都说不出来。
多亏碰上了从屯子里出来办事的会计，我们插队是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成天跟我们屁股后头玩，一口一声的管我们叫“哥”。
会计一看我们这么多行李，赶紧又跑回村里，叫了几个人牵着毛驴来接我们，这些人上了年纪的我们都认识，还有两个十二三岁的丫头，是我离开以后才出生的，她们都管我叫“叔”，我听着就别提多变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