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失守与吕文焕降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宋元之战的转折点，由双方相持向元军全面进攻变化，已注定了南宋败亡的必然结果。
从天时来讲，忽必烈建立“大元”国号，标志着蒙古国已脱胎换骨，改变了原来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性质，而成为包括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统治区域内各民族上层统治者结成的国家利益共同体，以一统天下为己任，要建立中国传统经典《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里所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世界定于一尊的中央大国。
从地利来讲，蒙古国本土拥有整个中国北方，地域辽阔，加之四大汗国，几乎占领了当时亚洲大陆最主要的土地，对南宋而言，北至淮河，西到四川、云南，皆在蒙古军队的占领之下或攻战之中，樊城、襄阳一失，则东南广大的地区全在蒙古军队的虎视熊睨之下。
从人和而言，自成吉思汗晚年以来，蒙古政权在灭金、夏过程中，吸纳了北方刘、张、史、郝、许等许多汉族大地主和知识分子。尤其忽必烈登上汗位之后，许衡等大儒献实行“汉法”的计策，元朝皇帝在国家治理方面采取了很多安定人心发展经济的措施，北方人心稳定，而南方迫于强大的元朝军事压力和连年战事，也是人心思变，吕文焕家族在南宋统治集团内部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是南宋统治集团最重要的力量，吕文焕作为吕氏家族继吕文德之后最有影响的人物，他的降元具有指标性意义。因而，元朝君臣特别重视吕文焕投降这件事，对他隆礼有加。
吕文焕对阿术说：“襄阳城我算是交出来了，对宋而言，我有失城之罪，对元而言，我是败军之将，现在进退维谷，城中军民生命算是保住了，可我想回家乡做一个老百姓也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