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头的活儿越来越不好干了。还真不完全是那家晚报信口雌黄带来的后果。事实上，这家每期发行量不过十来万份的报纸在偌大的北京城，影响力非常有限。
否则，身在京城有着读书看报习惯的马稚婷，没有理由看不到。她要是知道了，肯定早就一个电话打给了杜超。
生意不好，一是因为到了冬天，北风那个吹，天寒地冻的，民工也不愿意一动不动地坐在户外；二是接近年关，加上天气的原因，新开的工地少，民工返乡的多。
还有件更让人郁闷的事，这事多半都是那家晚报惹得祸。那个报道后没到半个月，北京城一家伙多了好些夹着工具箱穿梭在各工地之间的理发匠。有老北京，也有外地人，反正越来越多人瞄上了这个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的商机。
如此一来，原来两个人一天十多个小时没闲着的，如今，一天得跑五六个工地，累累巴巴挣个七八十块钱。减除房租水电，车马费再加上吃饭抽烟，基本上就是日日光了。
天生乐观的老范，也渐渐变得愁容满面。兄弟两个人有时一天也说不上十句话，每天机械地按时出门，回到出租屋吃顿热乎的面条，躺到**便呼呼大睡。
日子仿佛没有一点盼头，两兄弟当初的那点**开始慢慢地消逝。两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内心深处地那点自尊，他们都知道这种坚持没有太大的价值，仅仅是为了有个温暖的地方栖身，再不用为了一日三餐犯愁。不可能发得了发财，哪怕是过上小康的生活。
腊月二十四，小年夜，老天阴沉沉地，像似要下场大雪，室外零下十度。兄弟二人忘了是什么日子，依旧出门，转了一天竟然只接了两个顾客，其中一个还是往工地上送开水的老锅炉工，理完了给了他们张百元大钞，结果没零钱找，还欠着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