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楚暮听了王介甫的上中下三策，不置可否。
这上策在他看来才是下下策，下策他反倒认为是上上之策。
这上策看似快刀斩乱麻，实则隐患太大，而且会斩断他的根基，让他在朝堂之上无法立足。周楚暮就算要对付自己麾下这群鬣狗，也只能在他另起炉灶，有了一个基本盘的情况下，才能去对付他们，不然周楚暮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而这下策，看似见效缓慢，实则一劳永逸，永无后患。
至于中策，用不用都无伤大雅，用了锦上添花，不用，也不影响大局。
“介甫有意变法？介甫既然认为朝廷如今的法制都不符合魏国的实际情况，不能应对时局的变化，所以法制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本相以为此言大善，如今的法制，大多数是太祖时期定下的祖制，之后历代先帝尤其是文帝，查漏补缺，增减删替，才有魏国较为完善的法制。”
王介甫道：“不错，成法旧法大多是太祖所定，然而开国之初，我魏国地广人稀，国力弱小，百姓贫困，是以太祖征战天下，取得了大魏疆土之后，选择了放马南山，修养生息，轻徭薄赋，鼓励农桑，劝勉生育。太祖所有的法制，都是为了增加人口，以便增强国家赋税，提升兵源数量。
历经四十年，到文帝之时，我魏国人口倍增，户户殷实，无闲置之田，无空置之舍。文帝选贤举能，推行文治，教化百姓，使得我魏国文事空前繁盛，然文帝太过看重文人官吏，给予了文臣太多优待，遗祸无穷。文帝为了宽待文臣，定下制度，士子只要中了进士，便可免徭役赋税。以致到了今日，家中一人中了进士，全家免赋税徭役，于是乡间的无数百姓为了避免赋税，也会将自己的田地挂名到官吏名下。文臣不费一丝力气，轻而易举的就有了无数田产，而损害的却是朝廷的利益。”